究竟現代民主所面臨的實踐困境，包括經濟不平等和民粹反撲是如何產生？又該如何克服？晚近桑德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病症指出，這一波民粹根源主要來自全球化市場驅動的功績社會：市場凱旋論導致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功績制則加深貧富對立並產生菁英的傲慢與羞辱政治。而桑德爾的應對之道，係延續他公民共和主義理想，希冀透過共善來拯救民主。據此，從《錢買不到的東西》到《功績暴政》，我認為這幾年桑德爾持續挖掘自由主義理論的內部問題，表面上是在檢討市場功績制、針砭民粹主義，實則是透過他本身已發展十多年的共和主義共善主張來指引公民審議和制度設計思考，並企圖提倡他的公共哲學式解方，亦即重新強調工作尊嚴的貢獻正義。故與只注重桑德爾批評的研究不同，本文除闡釋桑德爾如何診斷市場功績制外，亦針對三個核心爭議進行反駁與辯護：一、市場擱置善觀的中立性爭論；二、功績制下的共善意義是什麼？三、金融化是邁向共善的阻礙嗎？以便論證他如何重建以承認工作尊嚴為基礎的貢獻正義與共善政治，進而倡導能適應當代多元價值社會的公民共和主義—在政治思想的意義上，這兩本著述展現他在公共領域中實踐哲學與公民教育的雙重努力，已然走出一條屬於他自己特色的政治－公共哲學體系之路。

本篇文章利用 Dani Rodrik (2011) 的「世界經濟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架構，透過台灣的經驗資料來檢視 Geoffrey Garrett (1998) 對於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和經濟衝擊的經驗研究結果是否仍然能夠在近四十年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驗上依然成立。我們發現，台灣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崩解之後，OECD 國家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仍然維持著國內補償，並且走向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右邊，透過國際整合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國內衝擊，其國內政策並未被全球化逼到「新自由主義」的底限。但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國內政策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走向全球整合治理，台灣在國內選舉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拋棄國家認同的議題，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國際貿易的困境又使台灣無法選擇有限度地加入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 OECD 國家的腳步不同，台灣逐漸地走上了三角型左邊的「黃金緊身衣」之路，主要靠著透過削減生產成本維持經濟的成長，所犧牲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