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中國政府推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產業政策。不同於以往的產業政策，該一中國產業政策下的企業群體中出現大量的新面孔：高科技私有企業（以下簡稱：私企）。本文採取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途徑，探究為何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業政策中會有高比例的私企出現。本文主張該變化源於中國產業體系長期性漸進變遷。中國產業政策體系同時面臨內在與外在的衝擊，高科技私企應對這兩種衝擊的能力皆優於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國企），因此在中美競爭白熱化後所推出的新基建產業政策中脫穎而出。詳言之，中國自 2005 年起持續推出並強化科技創新的產業政策，透過最近一次的政策調整將市場化機制與扶持資源分配相結合，高科技私企對於政策扶持資源的競爭力日益增強。同時在國際場域中，高科技私企強化中國政府應對中美競爭長期化的能力。兩個趨勢皆提升高科技私企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下的重要性，也促成其在新基建中的大量出現。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產業政策體系已開始轉向，由原有偏好國企的制度逐漸鬆動，透過引進市場化機制開啟私企進入產業政策體系的空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何時使用市場化機制挑選扶持對象的主動權仍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因此本文所發現的公私協力式產業政策體制強化而非減弱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韌性。

為什麼貪腐在亞洲某些社會中橫行，卻在另一些社會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本文提出了一個研究政治貪腐的制度主義觀點，我們收集了亞洲十一國的縱列數據（Panel data）與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並且引進Systematic GMM模型，希望對導致政治貪腐的因素提出亞洲的經驗證據。統計結果顯示，亞洲各國的經驗與全球的比較研究之間並沒有衝突，首先，我們發現威權主義與貧富差距將導致亞洲各國的政治貪腐程度顯著惡化。其次，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似乎更容易因不平等而導致政治貪腐。最後，我們發現以亞洲各國大專以上教育入學率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似乎有助於提升公民社會對抗國家貪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