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力使用較受限制的當代國際社會，經濟制裁便成為國家之間處理衝突議題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在互賴程度較高的國家之間，彼此之間或至少其中一方將因為比對方有較低的敏感性與脆弱性而擁有制裁槓桿，而近年來全球化的進展更加深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賴關係，那麼，全球化對於經濟制裁的影響又是如何呢？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探究目標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這三個不同面向上的全球化程度，對於其在被單一國家威脅或是實際執行經濟制裁之後是否會讓步所產生的影響。根據相關文獻的建議，本文的論點預期，當目標國的「對外政治連結」程度愈高時，基於「目標國可能受到實質多邊制裁的程度愈低」、「目標國可能得到的外部支持程度愈高」、「目標國與發起國之間的敵意程度愈高的可能性愈大」以及「政治因素的影響方向較為穩定」等四大理由，因此在發起國對目標國發出制裁威脅或者是實際執行經濟制裁的時候，目標國的對外「政治連結」程度愈高，則其做出讓步的機率將會愈低。且因為這四大理由並未能在目標國的對外「經濟連結」關係和對外「社會連結」關係中穩定出現，因此目標國的對外「經濟連結」程度和對外「社會連結」程度對其做出讓步的機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本文以後冷戰時期全球的經濟制裁事件為樣本，從 1992∼2005 年這一段期間的經驗證據支持了本文的論點。本文的發現對於目前的兩岸關係也具有重要的啟示。

本篇文章利用 Dani Rodrik (2011) 的「世界經濟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架構，透過台灣的經驗資料來檢視 Geoffrey Garrett (1998) 對於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和經濟衝擊的經驗研究結果是否仍然能夠在近四十年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驗上依然成立。我們發現，台灣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崩解之後，OECD 國家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仍然維持著國內補償，並且走向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右邊，透過國際整合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國內衝擊，其國內政策並未被全球化逼到「新自由主義」的底限。但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國內政策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走向全球整合治理，台灣在國內選舉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拋棄國家認同的議題，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國際貿易的困境又使台灣無法選擇有限度地加入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 OECD 國家的腳步不同，台灣逐漸地走上了三角型左邊的「黃金緊身衣」之路，主要靠著透過削減生產成本維持經濟的成長，所犧牲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近來政治學界有關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衝擊的討論已越來越多。但是，對於全球化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如何，卻並不多見。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針對這個缺漏加以補足。本文首先將民主區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自由主義式民主、社會民主與審議式民主。但無論是何種型式，近代民主的發展都是植基於領土範圍確定的民族國家之上。全球化對於民主政治的衝擊因而是透過對於民族國家的衝擊作為介面而展開的。本文認為，日益升高的全球化將強化自由主義式民主，但卻弱化社會民主進一步擴張的可能性，雖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升高，就業與生活的不穩定性程度持續升高，因而對於社會民主將產生不利的影響，而這又將進一步深化社會中的不平等。本文進一步指出，在世界政府尚未成型之前，跨國性的民主只可能出現在所謂的全球公民社會，這個新浮現的領域使得跨國民主出現在審議式民主的層面，它對於許多跨國性的政策議題在問題提出與議題設定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將為跨國政府的形成提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