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利用 Dani Rodrik (2011) 的「世界經濟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架構，透過台灣的經驗資料來檢視 Geoffrey Garrett (1998) 對於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和經濟衝擊的經驗研究結果是否仍然能夠在近四十年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驗上依然成立。我們發現，台灣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崩解之後，OECD 國家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仍然維持著國內補償，並且走向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右邊，透過國際整合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國內衝擊，其國內政策並未被全球化逼到「新自由主義」的底限。但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國內政策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走向全球整合治理，台灣在國內選舉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拋棄國家認同的議題，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國際貿易的困境又使台灣無法選擇有限度地加入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 OECD 國家的腳步不同，台灣逐漸地走上了三角型左邊的「黃金緊身衣」之路，主要靠著透過削減生產成本維持經濟的成長，所犧牲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本文試圖探討自民國70年代中葉以降，台灣在政治上經歷的快速「民主化」變遷，在地方上的植基情形。主要問題有三：在這段時期，地方政治發生了什麼變遷？這些變遷意寓的是穩定還是不穩定的發展？最後，這些變遷是不是推向民主。本文運用杭亭頓的政治變遷理論與民主化的相關論述，及兩波地方菁英的實証調查資料（民82年及90年）來探討檢証上述問題。最後初步肯定台灣地方政治確實也發生相當的變遷，尤其在領導、政策、及團體的層面上，但在政治結構、及文化層面則相對變化幅度較小，速率較慢；這些現象基本符合杭亭頓所指涉的「穩定變遷」。而在整體變遷方向上，是顯現朝向「民主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