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觀念途徑（ideational approach）分析臺灣民粹主義的需求面，並使用 2016 與 2020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的個體層次資料進行檢驗。除了檢視西方與拉丁美洲研究中常見的民粹態度決定因素外，本文特別關注臺灣特有的地緣政治分歧—也就是對獨立或統一的偏好—如何形塑民粹傾向。本研究採用 Niou（2005）的條件式偏好多維分析方法（multidimensional method of conditional preferences），在統獨議題上區分出七種傾向，並另外辨識出三種無明確偏好的立場。Logit 與 Tobit 模型的估計結果指出，臺灣的民粹主義者具備多元的社會人口樣貌，但他們面臨經濟不安感、缺乏政治能力，且對民主制度表達不滿。研究也發現，民粹態度分布在統獨光譜的極端偏好上，也出現在對兩岸議題抱持不一致立場的群體中。本文進一步納入世代動態加以分析。結果顯示，若僅看世代差異本身，並不會對民粹態度產生獨立影響；然而，在特定條件下，世代效果仍然存在，尤其明顯地出現在兩岸議題上最傾向統一的群體之中。在此群體中，年輕世代的民粹態度與其立場之間的連結，比年長世代更為顯著。至於其他類型的兩岸立場，政治偏好轉化為民粹態度的程度則未隨世代而呈現穩定的系統性差異。除臺灣之外，這些發現說明，民粹態度可以獨立於傳統的左—右政治光譜而產生；同時也凸顯，與主權相關的偏好在型塑民粹傾向時具有關鍵作用，這對其他同樣面臨地緣政治爭議的社會提供了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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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25
帝國在十九世紀的擴張，伴隨著民主思想的跨文化傳播。本文歸納出三種過去試圖調和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與帝國主張的進路，並認為它們都未能解決托克維爾支持帝國的道德困境。本文通過行政集權、國家榮譽和「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提出兩種托克維爾對法蘭西帝國的道德想像。第一種是薄的道德想像，它以自由為道德想像的基礎。本文在說明將地方自由作為評判標準的合理性後，闡述托克維爾在民主著作與殖民論述中對此標準的一貫堅持。第二種道德想像則以利益為基礎，這是一種厚的道德想像。它不需要將自由限定為地方自由這一奠基性自由作為道德想像的前提，而且地方自由在此被當作一種精神利益包含在內。更重要的是，它使托克維爾對約翰．穆勒為代表的帝國仁慈論的道德想像的批評不構成對自己的批評。帝國應該是一項犧牲自我的事業，榮譽與德性因為自我犧牲而達成統一。本文通過國家榮譽理解托克維爾的國家利益觀，並結合「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認為其支持帝國是要求法國犧牲部分自我利益。它的道德性主要不在於給殖民地利益，而在於帝國本身利益的自我犧牲即為本土的精神利益犧牲本土的物質利益，為殖民地帶去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道德性是建立在前一種犧牲的前提下。
修復再利用文化資產並委外經營，是全球主流治理策略。然而，現實中經常可見因文化資產過度商業化，反而讓大眾敬而遠之的案例；也常見活化後的建築因乏人問津而重返老舊破敗的惡性循環。是故如何拿捏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間的分寸，俾使二者之間相得益彰，應是成功治理的關鍵。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前述治理難題肇因於文化資產在某些條件下所產生共享資源的特性：低度排他性和高度的資源減損性，自然會放大代理人的逐利性格，使資源遭到濫用與耗竭。故有些文獻建議擴大公民參與，有些則主張建立合產機制確保資源生產的效率，但如何透過契約設計，使合產機制作用於文化資產的治理上，現有文獻則明顯討論不足；對於文化價值及商業價值如何達成相互增效，則更缺乏系統性地分析。
爰此，本文以西門紅樓為案例，檢視紅樓修復再利用的機制，探究其如何在歷經純粹商業化、非營利經營失敗之後，重新打造出成功的活化模式，令文化與商業價值相互增效。本文發現，得益於委外契約的設計，文化價值及商業價值的規模經濟能夠在不同代理人的依賴互補下發生，透過這類唇亡齒寒的合產關係，得以有效地牽制行動者，化解共享財貨治理失靈的困境。此發現替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契約委外及合產等理論概念創造出對話空間，為文化治理帶來另一種可能的想像，具備接續探究的價值。
究竟現代民主所面臨的實踐困境，包括經濟不平等和民粹反撲是如何產生？又該如何克服？晚近桑德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病症指出，這一波民粹根源主要來自全球化市場驅動的功績社會：市場凱旋論導致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功績制則加深貧富對立並產生菁英的傲慢與羞辱政治。而桑德爾的應對之道，係延續他公民共和主義理想，希冀透過共善來拯救民主。據此，從《錢買不到的東西》到《功績暴政》，我認為這幾年桑德爾持續挖掘自由主義理論的內部問題，表面上是在檢討市場功績制、針砭民粹主義，實則是透過他本身已發展十多年的共和主義共善主張來指引公民審議和制度設計思考，並企圖提倡他的公共哲學式解方，亦即重新強調工作尊嚴的貢獻正義。故與只注重桑德爾批評的研究不同，本文除闡釋桑德爾如何診斷市場功績制外，亦針對三個核心爭議進行反駁與辯護：一、市場擱置善觀的中立性爭論；二、功績制下的共善意義是什麼？三、金融化是邁向共善的阻礙嗎？以便論證他如何重建以承認工作尊嚴為基礎的貢獻正義與共善政治，進而倡導能適應當代多元價值社會的公民共和主義—在政治思想的意義上，這兩本著述展現他在公共領域中實踐哲學與公民教育的雙重努力，已然走出一條屬於他自己特色的政治－公共哲學體系之路。
厭女政治人物的崛起，已經成為跨國新興研究課題。2024 年台灣總統大選，被媒體點名為厭女候選人的柯文哲，外界觀察其支持者似乎呈現出性別與世代的特別組合：年輕選民較為支持柯、而女性選民則較不支持柯。這兩群人的共同點，都是在現代性別差距理論中，被預設為具備較高性別意識的選民，卻對厭女候選人柯文哲有著相反的選票流向。由柯支持者的社會結構潛存矛盾，帶領我們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不同性別與世代的選民是否以及如何交織出對厭女候選人的選舉支持與反對。本研究修正現代性別差距理論，並以「性別－世代差距」理論提出相關假設。研究方法以調查實驗法為主，檢視假設性候選人厭女言論的選票支持與懲罰效果其間因果機制，同時透過調查研究分析 2024 總統選舉的候選人的支持者組成。透過虛實整合的研究途徑，檢視大選中的性別、世代、與性別意識對於厭女候選人的選票支持與懲罰作用。調查實驗研究結果顯示，20 至 39 歲年輕群體，對主張厭女言論的假設性候選人支持度有著高度性別差距，年輕女性更不願投給厭女候選人。而在實際調查研究的模型預測機率結果亦發現，20 至 29 歲選民中女性相對於男性更傾向投給賴蕭配（相對於柯吳配），且和其他世代方向相反，反映性別差距的世代交織現象。在年輕世代中，性別差距的擴大，投射在對厭女候選人支持的顯著差距，意味著未來性別分化與社會對立持續擴大的危險，是值得關注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