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標籤對選舉的重要性無須多言，然而晚近個人化政治（personalized politics）影響甚鉅，就連最為基層的村里長選戰也出現去政黨標籤化現象，這對選舉結果造成何種影響？本文從反政黨情緒與負面黨性等文獻出發，結合公民－政治家連結（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理論視角，針對政黨標籤的負面效果及政黨間的異質性提出假設。就實證策略言，本研究透過 2010 ∼ 2022 年間全國共四次村里長選舉之資料，分析（去）標籤化的逐年情形，並發現「去標籤化」候選人當中有較多非現任者，其所在村里之人口密度、教育程度與所得也較低。為評估（去）標籤化對選舉結果之因果效應，研究設計採取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加上二維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本文發現「民進黨標籤化」減少得票率且「去民進黨標籤化」增加得票率，至於（去）國民黨標籤化不影響選舉結果。總結來說，只有民進黨標籤對候選人得票率有所影響，這可能反映了國民黨的侍從性（clientelism）連結與民進黨承載的綱領性（programmatic）連結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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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卷・第 2 期
發行於 七月, 2024
本文試圖探討習近平執政之下，中央政府即使採取高度集權體制，但地方政府仍能藉由參與政策運作過程並影響政策成果。本文以「專精特新」小巨人產業政策為例，視各省市為利益團體競爭政策資源分配，藉以凸顯央地的碎裂式威權主義關係。研究策略係以 2019 ∼ 2022 年間中國 31 個省市為研究觀察樣本，結合運用 EBA（極端界限分析）與迴歸模型，量化探索這段期間各省市獲選小巨人企業數量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實證發現，各省市獲取專精特新政策資源與執行力道，主要取決於該地方的區域創新資源與能量、產業群聚規模效益，以及區域市場化進程等因素。此同時印證碎裂式威權主義下，產業政策不但愈往優勢區域集中，且漸朝既有區域優勢領域發展，亦未必與中央政策企圖填補產業鏈缺口，進而追求供應鏈自主之目標一致。
2020 年中國政府推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產業政策。不同於以往的產業政策，該一中國產業政策下的企業群體中出現大量的新面孔：高科技私有企業（以下簡稱：私企）。本文採取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途徑，探究為何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業政策中會有高比例的私企出現。本文主張該變化源於中國產業體系長期性漸進變遷。中國產業政策體系同時面臨內在與外在的衝擊，高科技私企應對這兩種衝擊的能力皆優於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國企），因此在中美競爭白熱化後所推出的新基建產業政策中脫穎而出。詳言之，中國自 2005 年起持續推出並強化科技創新的產業政策，透過最近一次的政策調整將市場化機制與扶持資源分配相結合，高科技私企對於政策扶持資源的競爭力日益增強。同時在國際場域中，高科技私企強化中國政府應對中美競爭長期化的能力。兩個趨勢皆提升高科技私企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下的重要性，也促成其在新基建中的大量出現。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產業政策體系已開始轉向，由原有偏好國企的制度逐漸鬆動，透過引進市場化機制開啟私企進入產業政策體系的空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何時使用市場化機制挑選扶持對象的主動權仍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因此本文所發現的公私協力式產業政策體制強化而非減弱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