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韓國的自我政變(self-coup)—起於尹錫悅總統自行宣布戒嚴—常被解讀為強勢總統制的必然產物,或是尹錫悅藉多重內部危機鞏固權力的機會主義操作。此類觀點忽略了更深層的歷史脈絡。本文主張,應將此一事件置於韓國獨特的民主模式「透過力量實現民主」(democracy through strength)的歷史演變中理解。本文採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理論視角,將法西斯轉向視為特權菁英對工人階級動員的反撲,並指出此次自我政變可視為保守菁英為化解自2016 年「燭光革命」以來的正當性危機,長期訴諸政治暴力的頂點。
此一危機催生三股主要的意識型態取向:(一)保守派「國民力量黨」系統性拆解前「共同民主黨」政府的政治遺產;(二)自稱「共和主義者」的政治人物與行動者推動社會去動員化,並將公民參與等同於民粹;(三)檢察體系內部興起「超法律主義」傾向,將懲罰性法律制裁視為矯正政治與社會失序的正當手段。在尹政府主導下,三者相互交織,使國家對政治暴力的依賴日益加深。於是,自我政變不僅構成菁英壓制的高峰,也點燃了自下而上的反動性動員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