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July 2019, 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has swept across South Korea following the Korea-Japan trade dispute. Koreans had launched intermittent anti-Japanese movements since the end of colonial rule in 1945, but the one in 2019 was notable for its scale and persist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recent movement, focusing on Korea’s pre-existing social cleavages regarding Japan-one concerning history and the other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trade dispute, have seemed to link history with economics, and Korea has linked economics with security as a way of overcoming the trade dispute. During this process, due to the compatibility of discourses that formed the cleavages, hardline and moderate discourses have respectively been reinforced, and the cleavages have overlapped. This has formed a broader cleavage between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anti-Japanese patriots and those who are cautious about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e former have called the latter “pro-Japanese collaborators,” who have dominated Korean society and have critically factored in the explosion of the 2019 mov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pointing out the implications for constructively managing the Korea-Japan relationship.
當前期刊
第 26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六月, 2022
自 2007 年起，北海道平取町的「愛努傳統文化及近代開拓之沙流川流域文化景觀」（アイヌの伝統と近代開拓による沙流川流域の文化的景観，以下簡稱：「愛努文化景觀」）計畫，正式成為該國第三處「重要文化景觀」。此次獲選被認為是日本原住民族法制上的一大突破。有鑑於它的重要性，本研究擬在「批判政策研究」 （critical policy studies）的典範引導下，來對原住民族與文化景觀的交錯，予以政策導向（policy orientation）之分析。本文指出，文化景觀概念導入了「容許變化」的文化理解，促使愛努傳統能夠透過 「多文化層疊構造」與「文化重層概念」來進行理解，這也為日本的原住民族政策帶來了突破的契機。即便如此，「愛努文化景觀」 下的史觀解釋（近代開拓 vs.內國殖民）依然有著根本的歧異，致使歷史認識也發生劇烈的碰撞。其結果，便是「近代─愛努─史前─自然」之多重層疊的解釋，反倒使愛努史觀遭到了稀釋；同樣的， 文化景觀看似是在處理「『地』景」（“land”-scape），實際上卻是一種「不觸及土地」的討論。這也與當代原住民族以「土地」為核心的運動基礎，有著本質性的衝突。有鑑於此，本文指出如何在土地的討論上，強化主體意識，深化文化景觀的意涵，會是未來各項議題能否進一步開展的重點所在。
20 世紀的殘酷戰爭，為歐洲文明帶來了眾多挑戰。身為歷史與政治思想學者，柯靈烏爬梳了歐洲文明的發展軌跡，以及現代歐洲野蠻主義（barbarism）興起的條件。隨著理性思想和工業技術文化的蓬勃發展，柯靈烏認為，歐洲文明固有的文明性（civility）卻弔詭地逐漸失去了化育自身的沃土，而正是在此歐洲文明遭遇危機的處境下，德意志邦國為追求政治自由與獨立所創造的民族神話，成為了納粹德國假借民主程序掌權的契機。就此而言，柯靈烏提出的 「日耳曼群氓說」（German Herd Discourse）固然帶有英法西歐文明對德意志文化的歧見，但依柯靈烏之見，野蠻主義非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民族場域裡，而可從任何自由民主政體中萌發。準此，本文將透過梳理柯靈烏針對歐洲文明和野蠻主義發展的過程及條件所做辨析，探討柯靈烏從人類心智的理性與情感，以及現代政治運作的貴族和民主原則兩個面向，來解釋文明與野蠻、自由與民主之交錯關聯的哲學論述。在此世界政局紛擾之際，柯靈烏對於文明與野蠻、 自由與民主提出的深刻洞見與警語，或值得吾人深思。
戰爭議價理論是過去三十年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界解釋戰爭爆發的革命性突破之一。該研究途徑透過賽局模型的邏輯演繹得證下列本文關注的結論：不完全訊息是兩單一國家行為者談判破裂、兵戎相見，而使國際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為以信心建立措施來促進和平的外交實務，提供學理上的重要微觀基礎。然而，國內外相關經驗文獻卻鮮少對訊息與戰爭的直接因果連結進行驗證。對此，本研究設計並執行第一個台灣本土的隨機實驗來驗證該理論的此一經驗意涵。透過隨機分派控制危機談判賽局模型中行為者及其對手特質以及雙方的權力對比，本研究發現：藉制度設計使行為者在國際談判過程中向對手揭露的權力對比訊息越不完全，行為者間衝突升高而爆發戰爭的頻率與機率分別也都越高。此實證研究發現與戰爭議價理論相互呼應。同時也對利用信心建立措施來維繫和平的政策建議提供更具內在效度的經驗證據。
因應近年來市內住宅電話用戶減少以及只用手機通話的人口 增加，電話抽樣調查開始在市話訪問之外加入手機訪問以維持調查的涵蓋範圍。但由於缺乏一份同時涵蓋市話使用者與手機使用者的抽樣底冊，調查前僅能分別從市話與手機各自的底冊抽樣，訪問後再合併資料，從而形成所謂的「雙底冊調查」。然而市話底冊與手 機底冊部份重疊（亦即市話與手機都有使用的民眾），而且兩份底冊的取樣率不見得相同，因此受訪者的中選率不完全一致，必須在訪問後加以校正。以此為研究焦點，本文首先簡介歐美文獻中常見的校正方法，並且說明為何這些方法無法用於臺灣當前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接著，本文聚焦於一項適用於臺灣的校正法：聯立方程式法（或稱組合估計法）。此方法雖已逐漸為臺灣民意調查業界所採用，但學界對它的研究仍有不足。為此，本文嘗試從三個面向來補足這段空缺：第一、檢驗聯立方程式法的統計性質；第二、改良該校正法的操作程序；第三、探討其適用前提及違反前提的後果。這些研究充實了聯立方程式法的理論內涵，並為其實務應用提供具體指引，也為未來雙底冊調查研究指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