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90 年代以來，臺灣的民粹主義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然而，民粹主義在臺灣社會存在的層面，卻缺乏嚴格的觀念審視及實證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探討了兩個基本問題：（1）台灣是否有民粹主義這種態度的人（民粹主義選民）；（2）如果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台灣個別層面民粹主義態度的發展？本文將民粹主義概念視為一種多面向的建構，提出八項民粹主義態度量表，以識別臺灣的民粹主義支持者。然後，為了分析這些民粹主義支持者，我們根據有關經濟，文化和民族主義等方面提出四個假設進行邏輯回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經濟的主觀評估和感知，以及一個人的相對剝奪感，是民粹主義態度的重要解釋因素。同時，個人的客觀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對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的態度，在台灣的背景下並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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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22
中國的援助與傳統上的發展援助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整體對外援助有很大的商業色彩，其中的非發展金援甚至比發展金援數量更多，本文即欲探討，中國包裹在「援助」之下的非發展金援，但是實為「類 FDI」的資金是否會與 FDI 一樣受到當地國家政治風險所影響？我們提出三個假設：中國非發展金援會受到政治制度、貪腐，以及政治穩定三個政治風險影響。利用 AidData 中的「中國全球發展金援資料庫 2.0」（AidData’s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version 2.0），檢視中國在 2000 年到 2017 年對外較不具備發展條件的金援的不同類別，作者發現只有貪腐顯著影響中國對外的非發展金援，越貪腐的國家較可能獲得中國更多的類 FDI，政治制度無法影響中國給予非發展金援的決定，而唯一會受到國內政治不穩定的地影響 ，只有對於能源與礦業的金援。這樣的結果也符合過去一些文獻對於跨國公司對於當地國貪腐的看法，國家的貪腐可能
是外國資金的幫手，而非阻礙，而中國也在各種非發展金援的給予中印證了這樣的偏好。
社會信任、政治參與是檢視一國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指標，以往文獻指出，社團參與、人際接觸等社會網絡是孕育社會信任、促進政治參與的顯著來源。然而，隨著社會結構、媒體環境的改變，社會網絡已逐漸式微，網路媒體則成為人際交往的主要工具。本文的研究問題即在於：新興的網際網路是否可以成為累積社會信任、提升政治參與的觸媒？建立在以往的文獻，本文認為，在網路上廣泛地與網民接觸，並不必然會產生社會信任以及政治參與；民眾必須在網路上接觸、分享或者發表與政治相關的訊息，才有利於社會信任以及政治參與。據此，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假設，預期網路政治資訊使用頻率愈高，社會信任、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會愈高。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五波針對台灣的面訪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網路政治資訊使用並未能增加社會信任，但是能提升競選活動、接觸陳情、示威抗議等政治參與。
民粹主義在政治上蔚為風潮，然在嚴謹的學術定義上，民粹主義在臺灣嗎？網路是民粹主義的溫床，本研究分析網路大數據，瞭解民粹主義在臺灣的情況。本研究以理論為基礎提出民粹主義的關鍵字和四大面向，再輔以網路上實際出現的民粹關鍵字，提出觀察網路民粹主義測量的關鍵字，是本文對於民粹主義研究的重要貢獻。
民粹主義具有「人民中心主義」的特質，與民主政治不同的卻是「攻擊菁英」、「排斥他人」以及「擁戴共同理想」，當四個面向同時發生時，可謂民粹主義盛行。整體而言，在本文研究期間（2018 年九合一選舉前三個月到 2021 年公投結果公告日），「攻擊菁英」聲量超過七百萬，為四面向聲量最多，依序是「排斥他人」、「人民中心主義」和「擁戴共同理想」。民粹主義四面向發生在不同議題，常見的議題是：九合一選舉亂象、美豬議題和韓國瑜遭罷免。
整體而言，「攻擊菁英」和「排斥他人」聲量較高，但若到個別議題觀察，「攻擊菁英」和「人民中心主義」同時發生的狀況較多。民粹主義在臺灣嗎？「人民中心主義」和「攻擊菁英」同時發生的情況已經不容小覷，然若採取更嚴格的定義，普遍聲量為「反菁英」，而非「反建制」，亦即民粹主義在網路上雖具有不少聲量，然不至於破壞民主體制。
本篇論文是一篇人權政治理論的論文，我們試著回答，我們該如何促進人們心理上對人權的實際支持。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建議我們需要了解人權的社會論述和個人心理機制的關係。因此我們提出一個解釋人權意向的道德基礎理論框架。這個框架結合了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等人提出的道德基礎理論以及丹‧麥亞當斯（Dan P. McAdams）的三階層人格理論。我們試圖以這個框架描繪從人權事件發生到形塑人權意向的心理機制和過程。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理論框架的用處，我們以一個特定的人權議題—死刑—為例，分析了八種死刑相關的社會論述，探討了死刑社會論述、道德基礎和死刑意向的關係。我們的理論指出我們需要特定社會的道德基礎分布，特別是道德基礎的子面向，才能知道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和死刑意向的關係。因此我們進一步試著透過經驗資料探討我們的理論。我們以海特等人發展出來的道德基礎問卷為基礎，以台灣社會為母體，設計了一個電話調查訪問的道德基礎問卷。我們分析了電訪獲得的資料，指出台灣社會作為東亞社會的死刑社會論述和道德基礎子面向的特殊性。我們最後提供了廢死運動一些論述策略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