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中一個有名的爭論是發生在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前者認為國家的行動是遵循「後果論的邏輯」，而後者則認為是遵循「適當性的邏輯」。近年來有些建構主義者嘗試引入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主張國家的行動還遵循第三種邏輯—即「尋求真理或論證的邏輯」，其具體的表現是所謂的「溝通行動」。這些建構主義者認為引入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可以加強建構主義對於改變發生的「微觀機制」—即解釋國家的偏好與利益如何在互動中發生改變—的說明，並主張這種改變有可能是因為「較佳論據」所造成的。本文的目標是要探討建構主義者如何將溝通行動理論與國際關係的研究加以結合，並從經驗上檢視溝通行動是否確實在國際關係中發揮作用，進而探討這個結合會面臨什麼質疑，最後對這個研究領域的成果與限制做出評估。透過這樣的回顧與評估，本文試圖說明：溝通行動理論與建構主義的結合雖然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綱領，但目前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建構主義的解釋並不必然優於理性主義的解釋。換言之，溝通行動理論與實證的建構主義的結合無可避免地會遭遇理性主義的質疑與挑戰。因此本文認為，既然國際哈伯瑪斯的學說本質上是一種批判理論，將它在國際關係學中做實證主義的應用並不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