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中國產業政策體系中的新面孔: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高科技私有企業

2020 年中國政府推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產業政策。不同於以往的產業政策,該一中國產業政策下的企業群體中出現大量的新面孔:高科技私有企業(以下簡稱:私企)。本文採取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途徑,探究為何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業政策中會有高比例的私企出現。本文主張該變化源於中國產業體系長期性漸進變遷。中國產業政策體系同時面臨內在與外在的衝擊,高科技私企應對這兩種衝擊的能力皆優於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國企),因此在中美競爭白熱化後所推出的新基建產業政策中脫穎而出。詳言之,中國自 2005 年起持續推出並強化科技創新的產業政策,透過最近一次的政策調整將市場化機制與扶持資源分配相結合,高科技私企對於政策扶持資源的競爭力日益增強。同時在國際場域中,高科技私企強化中國政府應對中美競爭長期化的能力。兩個趨勢皆提升高科技私企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下的重要性,也促成其在新基建中的大量出現。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產業政策體系已開始轉向,由原有偏好國企的制度逐漸鬆動,透過引進市場化機制開啟私企進入產業政策體系的空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何時使用市場化機制挑選扶持對象的主動權仍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因此本文所發現的公私協力式產業政策體制強化而非減弱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韌性。

從居住空間看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

大部分以藍領階級勞工為主題的移民研究顯示,移民者自身的「經濟」劣勢以及母國/地主國間「文化」差距,是造成移民者不容易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無法形成對當地認同的主要障礙。而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他們比一般移民有相對充裕的經濟與文化資源,探討他們移居後的身分認同,成了檢視「經濟」與「文化」解釋的好方法。

然而過去的台商研究,在「台灣人移居後的身分認同」這個主題上並沒共識,是因為研究者一方面各自專注在不同地區/類別的受訪者,另一方面是分析的過程中缺乏明確指標,來分析受訪者的反應,使得這個主題似乎是呈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是以「最大差異化」的方式,盡可能包含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在2004至2005 年於東莞/上海兩地選取51 位受訪者,再以深度參與觀察及半開放式訪談,探詢受訪者當時意向,並在2005 至2008 年之間持續追蹤。藉由對受訪者近距離且長時間觀察,再以移民研究中常見「居住空間」為指標,推測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

筆者根據受訪者在這個指標下「購置不動產」、「居住位置」與「鄰里關係」與三方面的現象分析後發現,雖然受訪者多具備充裕的資源,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其實是非常有限的。為何會造成這種「油歸油,水歸水」的現象,還需要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討論。

經貿躍進,政治將持?─後冷戰時代初期兩岸關係的基調與變奏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往,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急遽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十月,香港/中國已經成爲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同時,中國也是接受台灣在海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經貿依存的關係,使兩岸的政治互動産生了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中台之間,原本已經存在著政治敵對和領土主權的爭執;今天,由於北京政府明白地將兩岸的經貿連繫,當作統一台灣的手段,更使許多人感覺到這種經濟依存關係的危險性。

本文從兩岸之間業已形成的經貿網絡爲分析起點,説明十幾年來中台關係的發展趨勢,提出一個挑戰「經貿依存危險諭」的論證與預測:以中台之間的政治敵對爲既與 的條件,到目前爲止的兩岸經貿發展,對台灣而言,仍然是正面且有利的。在中短期內,中國不大可能發動對台戰爭,來解決兩岸的政治爭端。北京也很難成功地運用「經貿戰爭」,遂行其政治目標。

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

關於中國鄉鎮企業快速成長的制度誘因,主要有三種觀點:生產合作社、地方政府公有制丶以及市場轉型論。本文論證前兩種看法都不符實情。而市場轉型論的觀點,則與比較接近現實;惟其對產權制度安排的分析,欠缺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本文提出地方產權體制(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的分析架構,以剖析 中國農村工業之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的過程。這個架構幫助釐清中國局部改革策略的動力與難題。 方面,在地方層次所塑造的非正式產權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經濟誘因,而使得鄉村工業蓬勃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非正式的私有化策略,方便鄉村幹部操控產權,而導致虛假的財產關係。虛假的所有權安排,使中國無數的非國營企業仍然維持著一個公有制的外貌。實際上,這些企業大部份的控制權都握在官僚和幹部手裡;或是官僚幹部假手私人名義,行控制企業產權之實。此類虛假關係,滋生了愈來愈多的產權糾紛,使得鄉鎮企業持續發展面臨制度障礙。同時,許多在急遽工業化過程中遭受嚴重剝奪的農民,其不滿情緒,也正在醞釀成集體抗議行運動。一旦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遭遇劇烈的變革,農村的產權糾紛將引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盪。對中國政府而言,理清農村的產權關係丶或是任其繼續模糊,是當前所面對的最大困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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