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以藍領階級勞工為主題的移民研究顯示，移民者自身的「經濟」劣勢以及母國／地主國間「文化」差距，是造成移民者不容易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無法形成對當地認同的主要障礙。而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他們比一般移民有相對充裕的經濟與文化資源，探討他們移居後的身分認同，成了檢視「經濟」與「文化」解釋的好方法。

然而過去的台商研究，在「台灣人移居後的身分認同」這個主題上並沒共識，是因為研究者一方面各自專注在不同地區／類別的受訪者，另一方面是分析的過程中缺乏明確指標，來分析受訪者的反應，使得這個主題似乎是呈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是以「最大差異化」的方式，盡可能包含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在2004至2005 年於東莞／上海兩地選取51 位受訪者，再以深度參與觀察及半開放式訪談，探詢受訪者當時意向，並在2005 至2008 年之間持續追蹤。藉由對受訪者近距離且長時間觀察，再以移民研究中常見「居住空間」為指標，推測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

筆者根據受訪者在這個指標下「購置不動產」、「居住位置」與「鄰里關係」與三方面的現象分析後發現，雖然受訪者多具備充裕的資源，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其實是非常有限的。為何會造成這種「油歸油，水歸水」的現象，還需要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討論。

關於中國鄉鎮企業快速成長的制度誘因，主要有三種觀點：生產合作社、地方政府公有制丶以及市場轉型論。本文論證前兩種看法都不符實情。而市場轉型論的觀點，則與比較接近現實；惟其對產權制度安排的分析，欠缺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本文提出地方產權體制（loc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的分析架構，以剖析 中國農村工業之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的過程。這個架構幫助釐清中國局部改革策略的動力與難題。 方面，在地方層次所塑造的非正式產權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經濟誘因，而使得鄉村工業蓬勃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非正式的私有化策略，方便鄉村幹部操控產權，而導致虛假的財產關係。虛假的所有權安排，使中國無數的非國營企業仍然維持著一個公有制的外貌。實際上，這些企業大部份的控制權都握在官僚和幹部手裡；或是官僚幹部假手私人名義，行控制企業產權之實。此類虛假關係，滋生了愈來愈多的產權糾紛，使得鄉鎮企業持續發展面臨制度障礙。同時，許多在急遽工業化過程中遭受嚴重剝奪的農民，其不滿情緒，也正在醞釀成集體抗議行運動。一旦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遭遇劇烈的變革，農村的產權糾紛將引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盪。對中國政府而言，理清農村的產權關係丶或是任其繼續模糊，是當前所面對的最大困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