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聯盟超國家民主實踐之再思考

在「世界是平的」的二十一世紀，民主政治陷入困境，近乎舉世皆然。然而在歐洲，民主政治的演化多了一項中介變數。民主政治在歐洲的演變過程裡，歐洲聯盟扮演了何種角色？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反而使其受到侵蝕了？

以「民主的體現包含輸入端（由人民決定誰主政）與輸出端（政策產出及政策結果讓人民受惠）；同時歐洲超國家層次的民主實踐其存在意義是後者而非前者」為前提，本文檢視八零年代末歐洲整合再出發之背景、驅動力量、制度設計邏輯，及歐盟創立以來之運作，評估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受到了侵蝕。文章發現，八零年代以來的歐洲整合是將民主政治「新自由主義化」的重要步驟，導致了財富向頂端集中，不僅破壞了歐洲原本引以為傲的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系統，亦嚴重侵蝕了民主政治在國內層次運行的基礎。

全球化了台灣的什麼？國際化與台灣的政治經濟變遷

本篇文章利用 Dani Rodrik (2011) 的「世界經濟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論架構，透過台灣的經驗資料來檢視 Geoffrey Garrett (1998) 對於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和經濟衝擊的經驗研究結果是否仍然能夠在近四十年來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經驗上依然成立。我們發現，台灣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國家參與全球化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崩解之後，OECD 國家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仍然維持著國內補償，並且走向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右邊，透過國際整合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全球治理」的方式來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國內衝擊，其國內政策並未被全球化逼到「新自由主義」的底限。但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國內政策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走向全球整合治理，台灣在國內選舉上的困境使台灣難以拋棄國家認同的議題，台灣在經濟上依賴國際貿易的困境又使台灣無法選擇有限度地加入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 OECD 國家的腳步不同，台灣逐漸地走上了三角型左邊的「黃金緊身衣」之路，主要靠著透過削減生產成本維持經濟的成長，所犧牲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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