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並將員額減半，本研究觀察第六屆區域立委在分配政策提案行為上，是否會因為選制的即將改變而產生變化？並與第五屆區域立委截然不同？變化幅度是否會隨著選區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發現第五屆大型及中型選區立委的分配政策提案數量皆遠低於小型選區立委，其中又以大型選區立委的分配政策提案數量最少，代表選區規模越大，立委越沒有動機提出分配政策提案。而在第六屆立法院時期，大、中、小型選區立委之間的分配政策提案數量卻沒有顯著的差異。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第六屆的中、大型選區立委在分配政策提案的數量上大幅地成長，顯著地多過於第五屆的中、大型選區立委。而小型選區立委的分配政策提案數量在五、六兩屆立法院之間並沒有顯著性的差異。這意味著來自選區規模越大的區域立委，受到選制即將改變為單一選區與員額減少的影響也越深遠。本研究不但發現選區規模對於台灣立法委員分配政策提案行為的顯著影響，同時也觀察到選舉制度即將改變之前就已經對國會議員分配政策提案行為產生影響。

本文主旨為探討中國大陸1978 至2008 年曾出任黨政正部級領導職務菁英的仕途發展模式。雖然近年來外界關注到中共菁英日益具備高學歷、技術專業化的共同背景，然而既有文獻僅關注菁英組成的特徵演變，菁英仕途發展模式成為被忽略的研究課題。基於政權演變與組織邏輯的理論視角，本文闡述中共如何在緊握專政的基本原則下，呈現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與治理需求的人事安排。本文認為，由於中共改革開放的調整路線主要來自於領導人更替下的偏好改變，在未迫適應環境的調整下，任何因應黨路線轉變的人事調整，將必須限制在維持黨專政的根本目的內。因此，不受到黨政治忠誠認可的專業菁英，將隨著時間不斷遭到更替；而能夠快速晉升至領導人者，也多是黨透過黨職歷練以確保其政治忠誠的領導幹部。這些仕途發展模式，透露出為何中共得以在改革開放後追求經濟成長與現代化建設，亦能維持一黨專政的獨特演變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