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度描繪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下的大學與社區在地實作行動者網絡，以及連結建立後的轉譯過程，嘗試提出新的社區營造理論取徑，即一種由下而上小型、在地、開放與持續組裝（Bottom-up-Local-Open-Reassembling，以下簡稱 BLOR）的行動者網絡。在全球化影響下的風險社會中，BLOR 行動者網絡是可以容錯與彈性調適的組織型態，因此有利於掌握在地脈絡、開放參與以及運用群眾智慧來提出創新解決方案。本文將社區視為異質的組成且具開放性，大學行動者與社區形成夥伴關係，共同開展 BLOR 行動者社會創新網絡，來回應在地所遭遇的挑戰與需求。它嘗試突破傳統社區營造（以下簡稱為社造）的封閉性和權力中心化等問題，透過大學行動者媒合不同議題所交織和開放參與的在地實作網絡，持續在不同社群的文化習性中進行轉譯和重新組裝，創造異質性群體能夠共存共同發展的有利條件。BLOR 行動者網絡強調的不只是其特徵，更重要的是讓這些條件能夠串起來發揮作用且持續運作的機制，本文將以案例說明這些機制的形成與運作方式。
Regular Issue
顯示第 1 筆至第 4 筆，總共 4 筆
第 22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18
本文探究安全同盟成員間對於安全合作的爭端，主要目的為瞭解成員在何種狀況下會公開質疑同盟關係，以及公開同盟爭端對同盟關係的長遠影響。國家基於安全需求加入同盟條約，由於盟國的安全利益與履約能力隨著國際政治波動而變化，盟友可能對同盟的效益產生歧見，進而對同盟關係產生爭執。但是將聯盟合作的問題公諸於世，可能使外部威脅懷疑同盟的可信度，因此公開聯盟爭端的出現表示同盟關係出現變化，值得吾人瞭解背後的成因與其影響。本文檢視冷戰間成立的雙邊同盟，分析外部威脅、盟友間國家實力對比、以及民主化程度三個變數，結果顯示，如果同盟不能反映聯盟內外變動帶來對安全利益的需求，或是盟友想要展現解決同盟問題的決心時，盟友會提出抱怨、質疑、或要求改善同盟關係，即使盟國瞭解公開內部不和可能帶來安全風險，他們仍願意提出爭端。本文進一步發現，曾出現公開爭端的同盟關係更容易破裂、同盟持續期間較短，這表示同盟爭端為觀察安全同盟未來發展的重要指標，盟友能否保持友好同盟關係，端賴於爭端是否獲得妥善解決。
本文重新檢視政治課責的理論依據，即委託人與代理人理論，討論其在選舉課責的應用上可能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人民向政府課責的前提是人民必須先認知某些事務是政府的責任，並在此前提下評估政府的施政表現，且透過選舉獎懲現任者（或連任政黨的候選人），此種獎懲過程與結果即為政治課責的表現之一。根據這些對於政治課責在理論上的修正，本文認為當民眾認為政府負責的事務相當廣泛時，較有可能對政府課責。相對地，當民眾認為政府的責任是相當有限時，則較不會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政府或現任者。為驗證本文的理論假設，本文採用新的指標測量人民對於政府責任的認知，並以 2014 年高雄市長選舉和 2016 年新北市與台中市立法委員選舉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政府責任認知與施政滿意度對於現任者支持的影響有兩種模式：其一為民眾認為政府的責任相對較大的時候，滿意現任者施政的民眾較不滿意者有較高的機率會投票給現任者（2016年新北市立委選舉）；其二為當民眾認為政府的責任範圍較有限時，施政（不）滿意度與現任者（不）支持之間並非正（負）相關（2014年高雄市長選舉和2016年的台中市立委選舉）。
在社經資源分配不均、政治機會結構、政治社會化及性別角色衝突等因素的影響下，使得女性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常居於劣勢與被邊緣化的一方，加上女性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往往處於較不利的競爭態勢，因而影響女性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是以，各國無不透過各種制度設計與誘因機制，藉此強化與提升女性參與政治的動機和機會。由於過去較少實證研究檢視婦女保障制度與選舉競爭程度對女性參政的實質影響，為填補此一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探討制度因素與選舉過程對於女性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的影響，一方面探究婦女保障名額多寡對於女性參選的誘因與效果；另一方面從選舉過程出發，分析選舉競爭程度對女性參政機會的影響。
本研究蒐集整理 2002 年至 2010 年三次縣市議員選舉的得票資料，利用量化分析方法評估制度設計與選舉競爭對女性參政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獲得幾個重要的研究發現：（1）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的確可激勵政黨提名女性參選，尤其是在有 1 席保障名額的選區，其誘因效果最為明顯；此外，本研究亦發現除了婦女保障名額外，尚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女性提名。（2）從選區的觀點，婦女保障名額對女性候選人的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不過，選舉競爭激烈程度對女性參選意願和當選機會則是顯著的負向影響。（3）從候選人的觀點，婦女保障名額對女性的當選機會沒有顯著影響，反而是選區競爭程度、現任因素、政黨提名等變數有較顯著的解釋力；另一方面，選區競爭程度對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沒有顯著影響，但婦女保障名額、選舉年度、都市化程度、現任者比例、地理區域、政黨提名及年齡等因素則對女性候選人的得票率有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