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New Areas are state-level, centrally planned metropolises designed to fulfi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rategic goals of economic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s economy to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President Xi Jinping’s transformative model of balanced city-regional development, Xiong’an, was designated the 19th NNA in 2017 and positioned as a world-class sustainable smart city. Unique among NN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nted the Xiong’an New Area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Xiong’an New Area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s role as an entrepreneurial actor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Xiong’an for China’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We qualitatively analyze top government leaders’ official statements, utilizing news articles obtained from the Xiong’an website.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Xiong’an New Area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employs strategies that are innovative, real and reflexive, and entrepreneurial discourse to attract market sector investment—and thus it is an entrepreneurial actor. Our analysis also confirms the recentralization of China’s city-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direct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Xiong’an New Area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hierarchical upgrading of Xiong’an undergird this finding. Future scholars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should consider the expanded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s city-regional development.
Regular Issue
第 27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六月, 2023
本文旨在討論 2017 年至 2022 年美中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美日韓三角安全體系不僅沒有因此而強化，反而發生鬆動的現象。本文認為，韓國和日本的戰略利害關係衝突是在三角體系內發生矛盾的主因。冷戰時期，富裕的民主國家日本和貧窮的獨裁國家韓國之間形成了不對稱關係，從此日本主導了韓日關係。近來，隨著韓國國力的上升和民主主義的發展，文在寅政府希望建立符合本國戰略利益和民主主義價值的新型韓日關係，但由於韓日未能就此達成共識，韓日之間發生了矛盾。例如，1960 年代美日韓三角安全體系形成的初期，日本和韓國之間的經濟規模差距 30 比 1，但到了 2010 年代，日本和韓國的經濟規模差距縮小到 3 比 1。雖然從整體經濟規模來看，兩國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但在軍事力量、經貿及供應鏈、民主主義等方面而言，日本所擁有的優越地位和影響力顯然已經逐漸衰退，韓日不對稱關係已進入終結階段。然而，在 2010 年代北韓核武發展和中國軍事崛起的威脅同時高漲的情況下，韓日兩國之間並沒有實現適當的義務和安全利益分配，而美國則是以美日同盟的戰略利益為中心，藉此加強美日韓三角安全合作，致使韓國陷入牽連困境。因此，文在寅政府上台後，韓國採取三項外交政策：首先對美日韓三角安全合作採取消極態度；其次，在北韓與美國之間扮演仲裁者角色，促使美朝對話，以求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第三，基於韓美同盟框架下，協助美國牽制中國。
近年來，越來越多政治學者利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技術，進行國會文本主題分類或是判別立場、情感和語意，節省人工過錄的成本。臺灣的國會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中文的民主國會，對於比較國會研究和中文文本分析的發展都至關重要。然而，在國會中使用的許多詞彙，並非一般常用的詞彙，而目前既有的中文斷詞系統不見得能區辨這些詞彙。斷詞的錯誤可能造成詞彙機率的估算偏誤，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提出一個針對臺灣國會研究建置的斷詞詞庫（Lexicon for Taiwan Legislative Studies，以下簡稱：LTLS），蒐集約 13 萬 7 千個立法和政治相關詞彙。此外，本研究史無前例地同時評測了結巴（Jieba）、中央研究院 CKIP 以及 Articut 這三個臺灣較常使用的斷詞系統在面對國會文本的斷詞表現。我以這些系統分別在搭配與未搭配 LTLS 的情形下對立法院第 7 屆至第 9 屆（2008 ∼ 2020）口頭總質詢文本斷詞，進行主題模型分析，並同時以人工過錄文本主題，再評測何種斷詞方式更能使研究結果接近人工過錄。評測結果顯示，在未搭配 LTLS 的情況下，使用 Articut 斷詞的模型判斷文本主題的表現優於 CKIP 與結巴；搭配 LTLS 後，各模型判斷主題的表現都提高，F 值最高可提升約 8%，而使用 CKIP 搭配 LTLS 之後的表現最佳，超越 Articut。本研究為中文斷詞系統的選擇提供實證依據，而 LTLS 為一個使用成本低、近用性高的斷詞改善工具，不僅可幫助文本分析的發展更為穩健，也為日後建立政治學研究通用的斷詞詞庫奠立基礎。
註：有關詞庫及文本檔案，請參閱作者提供之網址（https://tohow2011.wixsite.com/polisci/data）
本文認為中央政府的角色、行為與政策，決定了分配結果。本文試圖從民進黨在立法院席次比例與民進黨總統職位控制為形式的政治權力資源，檢視對市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與政府重分配幅度的影響。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涵蓋的時間從 1978 年至 2020 年台灣家庭重分配前與重分配後收入不平等的情況。運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s）處理政黨動態因素對重分配與經濟不平等的效果。研究發現民進黨在立法院中的實力不僅對重分配具有直接效果，對於經濟不平等的降低也有直接影響。然而，以民進黨控制總統職位為形式的政治權力資源會降低政府重分配比例，但長期而言它卻會加深經濟不平等的程度，主要是總統施政受到國家對資本的結構依賴邏輯以及選舉制度的運作方式
所侷限。
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不透明的金援的疑慮很多，特別是與西方傳統援助國家的不同有所批評，但是對於中國是否真的是國家債務累積在實證研究上卻相對缺乏。中國的對外援助最大的爭議點就是中國對外援助「不是傳統定義的援助」，中國對外的金援的目的以及條件充滿了商業色彩，不是以「發展」為目的，也缺乏「優惠性」援助，但這樣的資金卻又是中國對外金援的大宗。本文認為，在缺乏發展為目的以及不具備優惠性的情況下，「其他官方金流」（Other Office Flows，以下簡稱 OOF）本就不是作為改善受贈國家的有效工具，而中國的 OOF 與西方國家的條件性援助，在政治成本較低的情況下，卻更受到受贈國家的歡迎，特別是在中國追求海外資源的情況下，富有資源的受贈國家與中國都有龐大的資源作為重要抵押品，彼此都更願意冒著違約的風險給予以及接受 OOF。本文將借用 AidData「中國全球發展金援資料庫 2.0」（AidData’s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version 2.0）討論中國金援中的 OOF，並提出本文的假設：中國的 OOF 會越多，受贈國的債務也會累積更多，透過迴歸分析後本文的假設獲得證實，中國 OOF 給予越多，受贈國家的債務會變得更多，但是「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卻沒有這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