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加坡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憑藉著監視社會的運作使其威權政治與知識經濟得以相容並存，監視社會控制不僅成為其面對高風險社會的有效因應之道，且進而形塑出結合威權政治、知識經濟與監視社會三位一體的獨特發展模式。這一「後現代式」的監視權力觀點其實並未否定既存的現代式威權操作對其市民社會之控制，而是增補新加坡在進入網絡數位時代後，政府如何藉由對市民社會的監視控制以維繫其威權統治。目前監視社會的探討仍多偏重於監視科技對社會現況的衝擊和影響，這樣的研究方向雖得以論證全球監視社會的「匯聚說」，但卻欠缺對特定監視社會發展的歷史生成進行探討，如此將難以解釋不同國家監視社會發展的主、客差異及其在監視進程上的發展意義影響為何。本文認為目前監視社會研究所面臨的限制可透過歷史脈絡檢視的研究路徑來改善，亦即從監視社會理論的探討起步後，將新加坡監視社會控制與既有建制的連結置於其歷史脈絡中去察考，便建立起監視社會與既有建制間的歷史動態分析，增進研究者對新加坡監視社會發展之瞭解。
Regula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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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05
過去幾次對台灣民眾的訪問調查研究發現：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在過去十年間，歷經大幅度的變動：中國民族認同的穩定衰退、無特定認同的「現實主義」者持續成長、以及台灣民族認同的勃興和歸於穩定。本文以一個追蹤訪問調查（1998/8—2000/12）的資料為基礎，除了指出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非常不穩定之外，同時也以實證資料評估「族群文化認同」和「物質利益考量」這兩個因素，對台灣民族認同態度之變動的影響。理性的「物質利益考慮」和「感情的歸屬」，是解釋認同本質的兩個對立理論。對「台灣人」和「台灣文化歷史」的宣揚，是興起中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基礎之一。可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也面對一個非常不利的局勢：中國軍事強權的威脅和中國經濟市場的吸引力。「中國因素」和「台灣文化族群認同」這兩個方向相反的力量，對台灣民族主義者有何影響？在台灣民眾的認同中，麵包和愛情各發揮何種影響力？這是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研究的初步發現是：就我們所研究的時間點而言，感情性認同吸引力似乎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鮮少有學者結合「安全」（security）與「治理」（governance）兩個概念而進行經驗論證者。有鑑於此，本文試圖聯結上述兩個概念，在學理層次上發展「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 的理論建構；在經驗層次上，本文擬透過歷史變遷觀點，以當代東南亞區域內「安全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演化從事系統探討，並分析 2003 年 10 月第九屆東協高峰會「巴里第二宣言」（Bali Concord II）揭櫫之東協安全體內涵以及東協安全治理之前景。
本文以東南亞為場域進行安全治理從概念邁向實踐的探討，並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理東南亞區域安全問題之相關國際制度的建構與發展。透過治理的觀點，將更能清晰呈現出東南亞安全情勢以及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發展系絡。在論證上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自理論層面進行治理概念的文獻探討，界定「安全治理」模式的內涵，並將此一安全治理概念應用到區域安全實務上；其次在經驗層次上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的變遷與發展；最後，回歸理論面，嘗試以「理論多元論」（theoretical synthesis）之觀點來勾勒出未來從事區域安全研究時所需面對的新分析架構，並就東南亞區域安全治理模式在理論整合(theoreticals synthesis)的未來展望以及實際政治的發展等方面進行評析。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本文一方面闡述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原始資料來源，另一方面說明進行資料分析的步驟。本文認為在枯燥無味的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寶貴的相關線索。在眾多的原始資料來源中，官方文件、領導人活動報導、照片是資料的主要來源。官方檔案、訪談、回憶錄是次要的資料來源。
進行資料分析時，研究者可以運用內容分析法，找出領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或是關鍵立場，同時應該建立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兩者相互對照，映證兩者結果之間的一致性。不過，這種研究方法仍必須受制於資料不完整的先天性侷限，不能過度誇大所得到的結論。
阮籍與嵇康從文學的書寫中呈現出對於政治的基本關懷與主張，有著與正始玄學迥異的樣貌，深刻地展現在對於禮教的徹底反動，同時透過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政治理解與期待，道出思想在時代的特性與轉折，對於儒道二家政治思想進行了類似判教的反省，跳開「名教出於自然」的間架，更直接地面對了名教與自然之間的緊張性，深層地處理了政治行動者與所在政治社群的關連性，不可諱言，名教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在某個層面挑戰了政治權威，甚而因為衝突造成了政權與政治秩序的危機，然而，正好由於這樣的衝撞，才讓政治秩序、政治權威、政治利益與政治主體在政治實踐的妥適安排，成為一個必須正視與解決的時代議題。
透過阮籍與嵇康的詩文，我們看到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細緻的對話，也看到了知識份子與政制社群成員兩種角色的互動，同時得以重新反思魏晉時期政治思想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