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四期四次國家認同組」面訪調查資料，探索台灣民眾在相關的兩個態度題組（包含外來人口影響與兩岸統合兩個五點量表）的回答模式。首先利用回答模式指標比較每一量表各種可能的回答模式。其次進一步作兩題組共九個題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連續性指標之驗證性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以及包含與不含回答模式的類別性指標之潛藏類別因素模型分析；同時作各類分析的比較，進而確定可能影響測量誤差的回答模式。最後以多變量分析比較以上三種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中態度類型的推估，尤其著重在包含回答模式與不含回答模式之間的差異。

結果顯示，四種回答模式指標指出非極端回答模式的傾向最高。三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利用類別性指標之四因素模型，產生兩個因素分別代表中立與極端兩回答模式，其模型適合度比兩因素模型比較理想。比較連續性指標兩因素以及類別性指標的兩因素與四因素共三種的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之後發現，考慮到兩種回答模式的因果模式分析效果比較好。其中明顯容易產生中立回答模式者為男性、非大陸各省市的少數族群、中上層以上或下層階級、與小學及以下或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而極端回答模式則較容易出現在女性、非大陸各省市的少數族群、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中層及以上階級與29歲以下或60歲以上的受訪者身上。綜合各種潛藏類別因素模型的結論可發現若未將回答模式從原始的態度區辨出來，性別與自評社會階層的對國家認同態度的影響效果會是「虛假」的，換言之，回答模式在檢視受訪民眾的此兩種量表態度時是不應被忽略的。

組織研究之中，論及組織－環境關係者頗眾，但政治、社會領域所特別關注的自發協會，相關研究卻十分有限，中文論著尤其罕見。有鑒於此，作者乃以中國大陸的台商協會為案例，通過組織經濟學角度，結合社會資本、政治資本、專享福利等組織分析框架，說明自發協會所運作的制度環境，將如何影響其組織效能。具體而言，根據作者調查發現，處於中國大陸的制度環境中，上有強勢的國家機器，下有有力的社會網絡，協會規則又無法提供會員「專享福利」，台商協會的組織效能因而深受侷限。此項研究的經驗資料，來自兩位作者於2004到2007連續四年，在對岸四個城市台商社群的田野調查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