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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卷・第 1 期
發行於 六月, 2017

在「世界是平的」的二十一世紀,民主政治陷入困境,近乎舉世皆然。然而在歐洲,民主政治的演化多了一項中介變數。民主政治在歐洲的演變過程裡,歐洲聯盟扮演了何種角色?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反而使其受到侵蝕了?

以「民主的體現包含輸入端(由人民決定誰主政)與輸出端(政策產出及政策結果讓人民受惠);同時歐洲超國家層次的民主實踐其存在意義是後者而非前者」為前提,本文檢視八零年代末歐洲整合再出發之背景、驅動力量、制度設計邏輯,及歐盟創立以來之運作,評估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受到了侵蝕。文章發現,八零年代以來的歐洲整合是將民主政治「新自由主義化」的重要步驟,導致了財富向頂端集中,不僅破壞了歐洲原本引以為傲的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系統,亦嚴重侵蝕了民主政治在國內層次運行的基礎。

盧倩儀

本文以「2011 年台灣人民紛爭解決行為暨法意識實證調查研究」所收集之資訊為基礎,以「法官判決公正性」為指標,考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公共信任支持程度,並分析影響公共支持的因素。整體而言,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支持程度偏低:對「法官判決公正性」持正面評價的比例,僅占全體半數,較對「警察執法公正」持正面信任支持的比例為低;而對「法院整體服務滿意程度」持正面評價者,比例更僅有約四成。尤其,「有法庭經驗者」較「無法庭經驗者」,對於法院的信任支持程度更低。這和現有的「熟悉衍生信任」(Familiarity Breeds Respect)理論相反,並顯示經驗內容才是重點。另外,雖然民眾在「貧富階級」、「權威感距離」與「法官認知與社會脫節」三個對法院觀感的面向上,以對「法官認知與社會脫節」負面觀感最弱,但此面向對於公眾對法院的信任支持所造成的負面衝擊程度,卻相對最強。最後,民眾的「法意識變項」對其就法院信任支持所造成的影響,明顯高於「人口統計變項」的結果。對於法治價值抱持較為擁護態度者,以及愈支持「無罪推定原則」所蘊含價值選擇者,對法院有著更為正面積極的信任支持。此一研究結果,印證了對法院的公共支持程度,的確受到民眾本身經社會化過程所累積形成的信念所影響。

黃國昌, 陳恭平, 林常青

隨著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在全球日益受到重視,文化資產的治理與相關產業的發展也引起諸多討論。然而,從治理標的的物理特性以及治理涉及的利益結構來檢視有效治理的文獻卻不多見。本研究指出,文化資產某種程度具有共享資源的特性,在政治上面臨「利益分散於多數、成本集中於少數」的不利結構,需要擴大公民參與,因此發展社會組織、整合在地社會網絡,透過賦權以提升在地自主管理的能力,成為治理成功的重要基礎。本文以大陸培田村古村落的保護與發展為個案,透過既有文獻與田野調查,檢視培田透過保存物質遺產與復振非物質文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展示培田在大陸其他類似的治理案例中所展現的創新與限制。本研究發現許多民間力量在諸如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等機構的支持與培育之下,吸引許多年輕人投入基層培力的工作,創造合產的機制,也提供更多公道的發展(just development)機會。

魏玫娟, 湯京平

政治知識對於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學界對於政治知識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當大多數研究結果與經驗資料著眼於政黨的社會化功能,並主張政黨屬性與政治知識間的正向關係時,卻忽略進一步探索選民的政黨認同在政治知識形成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本文以動機性推理理論為依據,主張選民的政黨屬性扮演著資訊篩檢與選擇的角色。當選民的政黨認同愈強時,愈會傾向以個人的政治偏好來過濾及篩檢政治資訊,並刻意刪除、忽略、不信任與自身理念相悖的資訊,甚而可能扭曲政治資訊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斷。也因此相較於中立選民,具有政黨屬性的選民其政治資訊的接受程度對於政治知識的影響較不顯著。我們進一步藉由分析 TEDS2012 的選後調查資料印證本文的動機性推理假設,分析結果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愈強時,政治資訊之於政治知識的邊際效應愈不顯著。

湯晏甄, 蔡宗漢, 張傳賢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anti-left sentiments have recently emerged in some Asian cities and, in particular, why urban middle classes have frequently, if not persistent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socioeconomic reforms of new left governments. The global middle-class thesis ascribes the emergence of anti-left sentiments to the liberal-democratic ideology and conservative values of the affluent middle classes. However, this paper does not characterize these anti-left sentiments as ideological or value-driven conflicts. Alternativ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henomenon has stemmed from the immediate reactions, or hysteresis, of the middle classes to the critical instability that the new left governments have caused in their taken-for-granted lifestyles in unique urban spaces. To corroborate the argumen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ases of the most contentious middle classes in thre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s wage earners or salarymen, South Korea’s self-employed, and Thailand’s urban professionals.

Ji-whan 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