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pportionment in Taiwan’s legislature is above the global average, with nearly 8% of all seats apportioned to districts 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them. Some of this malapportionment is explicitly intended and has a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based in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However, most of the malapportionment is unintended.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sources of malapportionment,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 distribute seats to cities, coun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the size of the legislature, the process of drawing districts within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se,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malapportionment stems from the decision to cut the size of the legislature in half. Malapportionment has several concrete political results. It slightly inflates the voice of rural areas, significantly inflates the voice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dramatically inflates the voice of voters in offshore islands, especially in Lienchiang County. It also creates a normatively unjustifiable partisan bias of roughly 2.5-3.0% toward the KMT-led blue camp and against the DPP. The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possible remedie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seats and changing the electoral formula.
Regular Issue
第 20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16
從 2008 年馬政府上台以來，台灣人認同年創新高，比綠色政府執政的任何時期還高，有學者便發出「兩岸愈好，台灣認同反而高」的評論。本文旨在探究：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基礎是什麼？兩岸的廣泛交流，究竟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有何影響？本文在「國族主義式認同」之理論架構下、輔以群際關係理論，建構分析模型與測量變數。經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電話訪問資料分析後發現，國族認同的確為當前形塑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主要因素，而接觸會對於強調群際差異的國族認同產生修正影響，儘管這項修正仍不足以撼動原先身分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基本立場。這項研究除在理論上強化傳統感性認同因素的解釋外，亦對兩岸民眾大幅交流的影響提出觀察。
本研究主要探討老台灣人和新台灣人，在台灣人認同構內涵上的世代差異。具體而言，我們嘗試在省籍、歷史記憶、台灣共同體意識、及國家未來想像等認同的構成元素中，尋找不同世代之間的系統性差異。藉由分析 2013 年「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六期四次：國家認同組」的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年輕世代民眾相對更傾向以台灣人來稱呼自己。此外，在「省籍背景」、「二二八事件重要性」、「台灣主體意識」和「統獨態度」上，年長世代和年輕世代民眾認同的構成基礎確實呈現差異。在 40 歲以上年長世代的民眾身上，影響其台灣人認同的因素主要偏重省籍、二二八歷史記憶，和支持台灣獨立。然而，對於年輕民眾而言，其台灣人認同中，省籍、歷史悲情和台灣獨立等元素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在成員上以台灣住民為基礎，在情感上以台灣成就為榮，在政治上以台澎金馬為疆界的認同基礎。相較於過去的研究，本文最主要的貢獻與進展，在於用比較「世代差異」的分析策略，有系統地簡化了台灣人認同概念意涵的多樣性。在調查訪問資料有限的情況下，本文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民主化前後的世代為切點，來區分受訪者回答台灣人認同背後的不同意涵。
一般來說「中間選民」指的是一群自稱不特別偏向某一個政黨或政治立場的選民。然而，選民在調查訪問中口頭所表述的「無意見」、「沒有政黨傾向」不見得是真心話。這個現象可能（已經）使一般選舉調查，就政黨支持者分佈的描述出現失真的現象，甚至進一步會造成對於選情的誤判。本研究從概念釐清與「動機推論理論」（partisan-motivated reasoning）視野出發，重新檢討這個現象，並從「隱性選民」（closet partisan）角度，觀察這些民意調查中這些政黨傾向未表態的民眾的真實意向分佈。
我們首先設計一組間接測量政黨傾向電訪題，並在 103 年 1 月份收集了有全國代表性的電訪資料（受訪人數 N = 1,072）。我們將這些題目的藍綠分數組成指標（index），以此得分的分佈作為辨別藍綠選民的基準，用它來推判隱性選民的政營支持傾向。我們再以電話追訪，將他們在第二次受訪時所表述的真實政黨意向與我們的辨別結果作比較。我們更進一步與四位得分偏向中間點的隱性選民進行深度訪談，深入瞭解他們論述政黨的方式。透過這一系列的分析，本研究一方面提出有效間接測量黨性的電訪題，有助於降低當前政黨題項目無反應比例愈來愈高所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得以為臺灣「中間選民」到底是多還是少的這個未解之謎提供線索，以及為動機推論理論的發展提供經驗證據。
透過對牟宗三的民主理論提出一個黑格爾式的再詮釋，本文試圖論證「儒家民主」實質上可被視為一種「倫理民主」。正文分成四個主要部分：（一）就創作意圖而言，雖然牟宗三提倡「儒家民主」的目的，在於超越源自「權利論自由主義」的「程序民主」的限制，但由於他對民主道德基礎的求索徘徊在康德主義與黑格爾主義之間，其政治思想容有兩種解釋路徑。（二）就詮釋爭議而言，雖然康德主義較為盛行，但其支持者既忽略了康德的「自我立法」道德理念其實支持某種「權利論自由主義」，也無視於黑格爾的「自我實現」倫理思維在形塑所謂的「圓善論自由主義」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並因而標示出自由主義的「倫理性轉向」。（三）就哲學精神而言，牟宗三學術志業的終極關懷與「後康德」哲學家頗為類似，志在藉著康德間架以揭示康德哲學的侷限，進而彰顯中國文化在超越康德方面的卓絕貢獻。（四）就民主思想而言，牟宗三有關道德與政治之辯證關係的理解，以及「民主開出」的解釋，明顯深受黑格爾的影響。總結地說，本文有關牟宗三民主思想的黑格爾式再詮釋及其所深刻蘊涵的倫理價值，有助於反思與延展「仁政」在當前歷史時刻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