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在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獲致前所未有的發展？過去的解釋，往往由「精英之間的政治互動過程」，或是國民黨威權控制的鬆動，來說明這樣的政治轉變，而比較沒有注意民眾支持的轉變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共識動員」的概念，來說明為何一九八六年以後，台灣反對運動的第二波挑戰的高峰，相對於一九七九年第一波挑戰的風潮，能夠得到較多民眾的支持。作者認為，影響共識動員成敗的因素，包括：運動意識型態的內容能否和民眾的歷史記憶或社會生活經驗形成共鳴、是否有外在突發事件的配合、事件發生時是否已有運動組織的存在、及共識動員宣揚的方式等。本文指出，反對運動在兩次挑戰風潮中所採用的共識動員，在內容及策略上的差異，是導致兩個時期運動發展成效差異的主要原因。國民黨過去以「動員戡亂時期的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合理化台灣政治權力結構安排的基礎。在反對運動於一九七零年代中葉以後，以「民主化」的主要訴求發起第一波的挑戰風潮時，並不能有效的抗衡國民黨當時仍然具有相當合法性的「動員戡亂時期」意識形態。因而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之後，使得反對運動受到暫時的挫敗。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前後，由於「動員戡亂」的意識形態漸漸因為外在局勢的變化而失去其合法性、反對運動也漸漸形成比較完整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去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並建立起相當的組織基礎、而且能夠以群種活動的方式宣揚這些理念，乃造成了第二波挑戰的重大發展。這些政治「本土化」的發展，可以說是反對運動在共識動員的內容及策略上「激進化」的結果。而進一步來說，過去國民黨在台灣對於反對運動的長期鎮壓措施，都是造成激進派系的觀點及運動策略，在反對陣營中漸漸取得優勢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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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卷・第 1 期
發行於 七月, 1996
民族主義是近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現階段台灣的政治發展中，國家認同的分歧是最顯著的政治衝突和社會分歧。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一直是社會科學中的重要研究領域。近幾年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的衝突，更引起學者對民族主義現象奠大的關注。
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中，族群一直被視爲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基礎。近代的國家認同主要是以對族群歷史和文化的感情認同，所形成的民族認同爲基礎。對己群的認 同，必然和他群劃分界限。因此民族認同一直被視爲和以普遍性原則爲基礎的自由主義，屬於不同的意識形態醃疇，它們有時甚至是互相衝突的。最近有 一 些學者試圖論證，感情認同的民族主義和理性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層次上」不但不相衝突，甚至是可以共容的。
本研究以實證的訪問調查資料爲基礎，它發現：在「現實層次上」（至少在台灣），自由主義理念和台灣民 族認同在一 般民衆身上是互相結合的。 一 方面，正如其他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台灣民族主義和感情的族群認同高度相關。可是另一方面，它也和理性的自由主義所延伸的分離主義高度相關。自由主義式的分離主義和族群認同，兩者獨立地對台灣民族主義發揮影響力。更仔細的統計分析同時發現，理性的自由主義對台灣民族主義態度的影響幅度，甚至超越了感情的族群認同。
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之爭，是當前台灣政治上最根本且牽連最廣、影響最深遠的問题。但迄今爲止，有關這問題的有系統調查研究可以說是方興未艾。本文嘗試從政治心理學途徑，尤其是群體認同與意識，去解析這個現象。五组相關連的問題構成本文的中心問題。第一，台灣當前民族認同的現况爲何？有多少人是台灣認同者？有多少人是中國認同者？又有多少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第二 ，關於民族認同的模式，誰認同台灣人？誰認同中國人？誰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第三，不同民族認同者對國民黨與民進霧的認知與評價是什麼？第四，不同民族認同者的的選舉議題立場和意識形態傾向為何？最後，民族認同作為一個解釋特定政治態度與行為的變數，它和其他重要解釋變數的相對影響力為何？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根據一九九三年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研究資料，得到以下幾個重要發現。第一、資料顯示，台灣的民族認同刻正陷入－種空前的分裂狀態。台灣人認同者、中國人認同者、以及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者，這三種不同的族群認同力量儼然已有鼎足而三的態勢。第二 、 關於「究竟誰認同台灣人？誰認同中國人？誰 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的發現是：最可能認同台灣人的是：中壯年以上、教育程度偏低、河洛人。同樣地，最可能認同中國人的是：年紀愈輕、高教育程度、外省人。而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者，一 般説來，並没什麼鮮明凸顯的社會背景特質。第三、民族認同確實明顯地影響個人對政黨的認知與評價。中國人認同者對國民黨有非比尋常的好感，但對民進黨則有非比尋常的反感；同樣地，台灣人認同者對民進黨有非比尋常的好感，但對國民黨就懐有非比尋常的反感。不過，中國人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偏愛程度遠超過台灣人認同者對民進黨的偏愛程度。第四、民族認同對個人的選舉議題立場和意識形態傾向皆有重要的影響。不論是中國認同者或台灣認同者在多項重大選舉議題立場上都旗幟鮮明、前後一 致。但是，中國認同者的態度同質性較高，共識程度較高，意味內部凝聚力較強；相對地，台灣認同者的態度異質性較高，共識程度較低，顯示內部凝聚力較弱。第五，多種多變項分析顯示：族群認同是解釋台灣選民政治態度與行爲的重要變數。而且，其解釋力要比一 般慣用的人口學變數，如省籍，強多了。最後，整體研究發現支持了一項古典的理論觀點：「人們因歸屬於不同群體而有助於組織其政治思維」。
本文以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五筆問卷調查所收集的實證資料，一方面從民衆關於「統獨」議題的立場，來討論台灣社會逐漸浮現的國家認同分歧；另 一方面分析決定個人國家認同分歧的影響因素；最後，説明國家認同與黨派的投票行爲的因果關係。分析的結果顯示：首先，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分歧已經逐漸浮現，相對於「中國認同」的人數遞減，「台灣認同」的人口比率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其次，就個人背景與人口學的變項而言，民衆的國家認同主要取決於省籍的差異與教育程度；第三，選民的國家認同乃是決定民衆政黨認同的最主要因素，然後是民衆的省籍背景；最後，國家認同與政黨認同這兩個心理變項，對決定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而言，具有跨越不同時間與選舉的一致性顯著影響效果。本文的結論指出：台灣社會「統獨」議論的背後乃是潛在的國家認同分歧，同時這種國家認同的分歧也是選民形成不同政黨認同的主要成因；此外，選民在選舉時的黨派投票抉擇，不僅只是政 黨的選擇而已，更牽涉到國家耒來政治目標的取捨。
本文也説明爲什麼台灣的選舉一 直都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涉及到政治結構與國家認同的問題。
本文檢視西洋政治思想史中關於「共同體」理念的發展追程。由古典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共同體理論（强調政治生活中共善、公民自治、以及德行的重要性）始，及此典範瓦解後近代思想關於共同體的三個重構企圖——國家、市民社會、以及民族。現代國家之特色乃是中立於社會衡突之外，由於强調主權與法律遂漸成爲近代最重要的统治組織。市民社會傳統則追尋自我組織的社會之可能性，而建構出市場與公共領域成爲近代自由主義之二大支柱。民族理念與浪漫主義密切相關，追尋共同的屬性、情感與有機連繁以對抗近代社會之異化。結論指出當代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以及多元文論諸多爭辯議題其實是源於不同的共同體理想，吾人若欲建構共同體理論必須分辨不同典範之內在邏輯方能產生有意義的理論進展。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往，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急遽成長。直到一九九五年十月，香港／中國已經成爲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同時，中國也是接受台灣在海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經貿依存的關係，使兩岸的政治互動産生了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中台之間，原本已經存在著政治敵對和領土主權的爭執；今天，由於北京政府明白地將兩岸的經貿連繫，當作統一台灣的手段，更使許多人感覺到這種經濟依存關係的危險性。
本文從兩岸之間業已形成的經貿網絡爲分析起點，説明十幾年來中台關係的發展趨勢，提出一個挑戰「經貿依存危險諭」的論證與預測：以中台之間的政治敵對爲既與 的條件，到目前爲止的兩岸經貿發展，對台灣而言，仍然是正面且有利的。在中短期內，中國不大可能發動對台戰爭，來解決兩岸的政治爭端。北京也很難成功地運用「經貿戰爭」，遂行其政治目標。
當然，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國家能力持續增長， 其地緣政治軍事地位繼續提升，而且北京對台灣的主權要求目標不變，那麼，兩岸經貿關係的進一步深化，的確存在著某些對台灣不利的因素。雖然台灣處於若干結構上的 不利地位，但也不是毫無籌碼或發展防衛機制的可能。就兩岸關係的長期互動而論，中國經濟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愈高，其在國際政治中所受到的牽制就愈大。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愈走向民主化和分權化，就愈有可能軟化其目前對台灣的強硬政策。因此，如果台灣善於利用經濟與社會文化交流，影響中國的「和平演變」，便有助於創造兩岸和解與和平共存的架構；這也是一個避免戰爭的可欲的政策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