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九六台海危機是美、中、台三角關係近年來之互動發展中,最嚴重的一次軍事和外交的衝突。回溯台海危機發生時,最壞的設想情況是戰爭會一觸即發,而最佳的設想情況是中國的軍事行動只是虛張聲勢。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為何要對台灣採取軍事演習的行動(邊緣政策)?、其背後的理性以及在國際社會的意涵為何?、為何中國於九五年進行第一次飛彈試射之後,又於九六年進行第二次飛彈試射?、為何在台海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對於中國的嚇阻會失敗?。主要的發現如下:第一、中國為了追求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之提昇,而選擇展示武力;第二、美國對中國之所以嚇阻失敗的原因是因為過度的合作承諾和低度的防衛承諾;第三、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故意製造台海危機,以確保其外交影響力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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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的是台灣民眾在不同面向的政治信任差異。政治信任差異指的是民眾對代表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或對分立政府下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產生明顯信任態度上的落差。政治信任差異的出現,雖然是民主國家中的常態,但顯著的政治信任差異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民主化後國家認同議題成為台灣政黨政治競爭的主軸,這個議題的激化導致了民眾傾向信任代表自身群體的政治行為者,但卻不容易信任代表對立群體的政治行為者,這樣就產生了對政治行為者的政治信任差異。這樣的信任差異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與民主政體的信任,因為一方面政府是由政治人物以及政黨所組織的,所以對不同黨政治人物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政府的信任;他方面誰執政也會進一步影響到選民對民主體制的評估,甚至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因為反對黨的選民希望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但執政黨的選民卻不會這麼希望。此外研究也發現統獨議題強度越高的民眾,...
國內學術界近年來對政治功效意識作了詳盡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多半是將政治功效意識當作自變數,以檢視其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對於政治參與是否會增進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則甚少研究。尤有進者,有關選舉結果是否會影響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文獻,更幾乎不存在。本文以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將政治功效意識當作依變數,以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助選活動的參與,是否會增進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本文的發現指出,上述兩種活動的確會影響個人的外在功效意識,但是其影響力並不是基於投票行為或助選活動本身,而是在「選舉活動的參與」以及「選舉的結果」兩項因素互動下所產生的。也就是說,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必須與主觀期望的結果相一致時,才會明顯地增加其政治功效意識。單純的投票行為或助選活動本身,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力。此外,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無論所支持的對象是否當選,都對受訪者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沒有影響。
過去在解釋投票參與時,經常將投不投票視為利益的取捨以及責任的驅使,亦即假設選民參與投票是為了極大化其利益。而在2004年舉行的全國性公民投票,雖然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卻籠罩在強烈的政黨之爭下,使得領不領公民票成為選舉的焦點之一。針對影響公民投票領票的因素,有必要從心理層面的角度加以探討。由於過去對於公民投票參與的經驗研究並不多見,而以往的文獻發現,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民主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甚深。因此,我們嘗試透過路徑分析模型分析民眾對公民投票此一程序的認知、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因素對於公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我們初步的發現是,對於公民投票本身的評估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但是民主價值對於公民投票的影響力並不如預期明顯。認為自己可以影響政治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感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對於以上的態度及投票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本文將有關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政權轉型的學術觀點區分為「亞洲例外論」與「普世主義論」兩組論述,亞洲例外論認為遵循亞洲價值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平等,普世主義論則認為民主化才有助於保證經濟穩定與分配正義。在南韓與台灣相繼發生政治轉型之後,與民主改革停滯不前的新加坡及香港相比,形成了極佳的對照。本文引進反事實推論的Treatment Regression 統計方法以及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模型,收集亞洲四小龍近三十年來的相關數據,來比較南韓、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影響。結論發現亞洲四小龍的政治轉型與否,與實質經濟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計關聯,但是比起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及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吉尼係數有顯著惡化的趨勢。因此,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亞洲威權體制表現較佳的「亞洲例外論」,...
在民主國家政黨體制的運作下,執政當局常善於利用政策制定權及行政資源來製造選舉行情,藉著開立選舉支票或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短期的經濟成長,以博取選民的支持,這種總體經濟表現可能伴隨選舉起伏波動的情形,即是所謂「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台灣縣市政府的角度來看,雖然地方政府並無執行貨幣供給的政策工具,然而財政預算卻 Cycle)的現象。從台灣縣市政府的角度來看,雖然地方政府並無執行貨幣供給的政策工具,然而財政預算卻是地方施政計畫的具體表現,也是縣市首長重要的職權之一。故本文針對解嚴後台灣省二十一縣市相關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來驗證地方政府支出預算是否存在政治景氣循環的現象。
政黨位置的測量雖然只是單一變數的測量,但仍然屬於理論導向的經驗研究。本文首先簡要說明研究途徑與理論如何影響變數選擇與測量的方法。接著分別討論以政見研究小組的內容分析法為主的非介入式測量,與專家調查、候選人調查、抽樣調查等三種介入式測量的方法及其優缺點。第三部份使用以顯著性理論為基礎所發展的內容分析法,以政黨政見與選舉公報為文本來測量台灣主要政黨與派系在統獨立場、左右議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三個政策空間上的位置。另外輔以專家調查與抽樣調查資料,除了呈現不同測量方式的結果外,也比較內容分析法與專家調查的結果,以信度檢驗來作為推測內容分析是否具有效度的基礎。結果顯示,以政黨政見與選舉公報為文本的內容分析所呈現的政黨相對位置也沒有重大差異。因此,從理論基礎、公開可複製的科學流程、到信度與效度檢驗,都顯示政見研究小組的內容分析法是有效的測量方式。
長久以來,對於所謂「移民理論」的建構是屬於經濟、人口、及社會學者的研究範圍。這些學者所欲回答的問題主要包括「移民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什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民流量的起伏」等;而其所提出之解釋也很自然地限於人口、經濟、社會的解釋。當政治學者開始注意到移民議題時,移民現象的政治層面自然成為其所關注之焦點;於是除了人口、經濟學者所努力解答的問題之外,政治學者亦企圖回答「移民政策對於移民現象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移民政策如何影響移民流量」、「移民政策是哪些因素交互作用之產物」等問題。本文對於政治學中移民研究之發展、轉折、脈絡,以及不同理論發展之背景、邏輯作揖連貫之描述與分析,並在移民研究領域晚近「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聲浪背景中探討政治學者截至目前為止在移民議題上所累積之貢獻。
發生在 2003 年三至六月的 SARS 疫情曾經帶給台灣社會前所未有的衝擊,事後關於 SARS 防治過程之檢討分析的文獻也已累積不少,惟其中以自由權論述影射國家的自主性決策戕害人權為主。但是這無法進一步解釋國家何以在三天內將封院就地治療政策改為封院轉院治療政策。本文以 2003 年 4 月 25 日台北市和平醫院因爆發院內感染遭致政府倉卒封院,部份醫護人員採取「衝出封鎖線」之激烈方式對抗的過程為例,探討事件背後的政策形成與轉變之脈絡,說明醫護人員的激烈行為所隱含之生命權優位觀點,並試圖將此以一行為定義為市民不服從行為,以茲對市民不服從「極端狀態」之概念性原則做一補充。
在和平案例中,醫護人員的「職業安全衛生」法益與社會大眾的「公共衛生」法益產生衝突的原因在於:政府以防止傳染病在社區擴散為優位思考,高度依賴專家但又不完全採納專業意見,並且選擇性的適用法律。...
選舉課責意指人民視執政者的施政表現,利用選票獎勵與懲戒執政者。專注於選舉課責在拉丁美洲發展狀況的學者,主要著眼於經濟發展與執政者得票率兩者間變化的關聯性。然而,目前各項研究的結果出現南轅北轍,難有交集的地方。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層面的誤置、資料結構的不完整、研究分析方法的誤差,以及忽視政治結構對於選舉課責機制的影響。為解決這些問題爭議,本文從資料的完整性著手,蒐集拉丁美洲各國自民主化之後的選舉資料與經濟發展指標,並且利用混合變項(mixed effects model)將拉丁美洲各國政治結構(political contexts)上的差異對於經濟發展與執政者得票率的影響納入分析變項中。研究結果發現選舉課責機制的確存在拉丁美洲各國民主化過程中。分析中同時發現政治結構亦對於選舉課責機制具有影響力。當執政者於國會中擁有絕大多數席位時,其對於政治執行的政治責任亦愈高。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