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贏得勝選,取得中央政府執政權,我國中央層級政權首次進行政黨輪替,並產生「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體制型態。關於分立政府是否有礙於國家總體經濟表現,迄今仍是學界爭議的焦點。本研究以我國中央政府為分析對象,比較1992年至2000年國民黨執政的 「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時期,與2000年至2006年民進黨掌握行政權的分立政府時期,整體經濟表現是否具有顯著差異。變數檢定與實證結果顯示,政府體制、實質政府支出,以及銀行利率等變數,對於國民生產毛額的變動具有顯著影響。就政府體制的影響來說,本文推論,在一致政府時期,政府整體施政較為順暢,因此促使國家經濟表現較佳;反之,在分立政府時期,由於府會僵局和政策滯塞,造成政府整體施政困境,使得經濟表現將受到負面影響。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實證分析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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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研究之中,論及組織-環境關係者頗眾,但政治、社會領域所特別關注的自發協會,相關研究卻十分有限,中文論著尤其罕見。有鑒於此,作者乃以中國大陸的台商協會為案例,通過組織經濟學角度,結合社會資本、政治資本、專享福利等組織分析框架,說明自發協會所運作的制度環境,將如何影響其組織效能。具體而言,根據作者調查發現,處於中國大陸的制度環境中,上有強勢的國家機器,下有有力的社會網絡,協會規則又無法提供會員「專享福利」,台商協會的組織效能因而深受侷限。此項研究的經驗資料,來自兩位作者於2004到2007連續四年,在對岸四個城市台商社群的田野調查所得。
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多數以「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等面向作為衡量指標,以高高屏地區常見的「登革熱傳染病」為例,傳染流行涉及「環境」(孳生源與傳染源)、「社會」(社區動員與境外移入)、「經濟」(產業升級與特色產業)與「制度」(風險認知、聯合防治機制)等多元因素,本研究從判斷分析觀點,採用「社會判斷途徑」為研究方法,以「環境、社會、經濟、制度」等作為「傳染病防治多元整合」的決策參考變數,探討高高屏地區民眾與政府防治人員的「環境正義」認知對推動地區永續發展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多數認為「環境」面因素是第一優先指標,其次為「制度」與「社會」面因素,「經濟」面因素則為最不注重的決策指標。據此建構「高高屏地區民眾的環境正義認知模式」,作為制定適合高高屏地方生態環境的行動策略,以有效推動永續發展。
本文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四期四次國家認同組」面訪調查資料,探索台灣民眾在相關的兩個態度題組(包含外來人口影響與兩岸統合兩個五點量表)的回答模式。首先利用回答模式指標比較每一量表各種可能的回答模式。其次進一步作兩題組共九個題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連續性指標之驗證性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以及包含與不含回答模式的類別性指標之潛藏類別因素模型分析;同時作各類分析的比較,進而確定可能影響測量誤差的回答模式。最後以多變量分析比較以上三種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中態度類型的推估,尤其著重在包含回答模式與不含回答模式之間的差異。
結果顯示,四種回答模式指標指出非極端回答模式的傾向最高。三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利用類別性指標之四因素模型,產生兩個因素分別代表中立與極端兩回答模式,其模型適合度比兩因素模型比較理想。比較連續性指標兩因素以及類別性指標的兩因素與四因素共三種的潛藏類別因素模型之後發現,...
九五、九六台海危機是美、中、台三角關係近年來之互動發展中,最嚴重的一次軍事和外交的衝突。回溯台海危機發生時,最壞的設想情況是戰爭會一觸即發,而最佳的設想情況是中國的軍事行動只是虛張聲勢。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為何要對台灣採取軍事演習的行動(邊緣政策)?、其背後的理性以及在國際社會的意涵為何?、為何中國於九五年進行第一次飛彈試射之後,又於九六年進行第二次飛彈試射?、為何在台海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對於中國的嚇阻會失敗?。主要的發現如下:第一、中國為了追求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之提昇,而選擇展示武力;第二、美國對中國之所以嚇阻失敗的原因是因為過度的合作承諾和低度的防衛承諾;第三、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故意製造台海危機,以確保其外交影響力的增加。
本文討論的是台灣民眾在不同面向的政治信任差異。政治信任差異指的是民眾對代表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或對分立政府下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產生明顯信任態度上的落差。政治信任差異的出現,雖然是民主國家中的常態,但顯著的政治信任差異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民主化後國家認同議題成為台灣政黨政治競爭的主軸,這個議題的激化導致了民眾傾向信任代表自身群體的政治行為者,但卻不容易信任代表對立群體的政治行為者,這樣就產生了對政治行為者的政治信任差異。這樣的信任差異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與民主政體的信任,因為一方面政府是由政治人物以及政黨所組織的,所以對不同黨政治人物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政府的信任;他方面誰執政也會進一步影響到選民對民主體制的評估,甚至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因為反對黨的選民希望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但執政黨的選民卻不會這麼希望。此外研究也發現統獨議題強度越高的民眾,...
國內學術界近年來對政治功效意識作了詳盡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多半是將政治功效意識當作自變數,以檢視其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對於政治參與是否會增進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則甚少研究。尤有進者,有關選舉結果是否會影響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文獻,更幾乎不存在。本文以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將政治功效意識當作依變數,以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助選活動的參與,是否會增進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本文的發現指出,上述兩種活動的確會影響個人的外在功效意識,但是其影響力並不是基於投票行為或助選活動本身,而是在「選舉活動的參與」以及「選舉的結果」兩項因素互動下所產生的。也就是說,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必須與主觀期望的結果相一致時,才會明顯地增加其政治功效意識。單純的投票行為或助選活動本身,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力。此外,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無論所支持的對象是否當選,都對受訪者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沒有影響。
過去在解釋投票參與時,經常將投不投票視為利益的取捨以及責任的驅使,亦即假設選民參與投票是為了極大化其利益。而在2004年舉行的全國性公民投票,雖然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卻籠罩在強烈的政黨之爭下,使得領不領公民票成為選舉的焦點之一。針對影響公民投票領票的因素,有必要從心理層面的角度加以探討。由於過去對於公民投票參與的經驗研究並不多見,而以往的文獻發現,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民主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甚深。因此,我們嘗試透過路徑分析模型分析民眾對公民投票此一程序的認知、民主價值、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因素對於公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我們初步的發現是,對於公民投票本身的評估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但是民主價值對於公民投票的影響力並不如預期明顯。認為自己可以影響政治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感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對於以上的態度及投票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本文將有關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政權轉型的學術觀點區分為「亞洲例外論」與「普世主義論」兩組論述,亞洲例外論認為遵循亞洲價值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平等,普世主義論則認為民主化才有助於保證經濟穩定與分配正義。在南韓與台灣相繼發生政治轉型之後,與民主改革停滯不前的新加坡及香港相比,形成了極佳的對照。本文引進反事實推論的Treatment Regression 統計方法以及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模型,收集亞洲四小龍近三十年來的相關數據,來比較南韓、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影響。結論發現亞洲四小龍的政治轉型與否,與實質經濟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計關聯,但是比起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及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吉尼係數有顯著惡化的趨勢。因此,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亞洲威權體制表現較佳的「亞洲例外論」,...
在民主國家政黨體制的運作下,執政當局常善於利用政策制定權及行政資源來製造選舉行情,藉著開立選舉支票或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短期的經濟成長,以博取選民的支持,這種總體經濟表現可能伴隨選舉起伏波動的情形,即是所謂「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台灣縣市政府的角度來看,雖然地方政府並無執行貨幣供給的政策工具,然而財政預算卻 Cycle)的現象。從台灣縣市政府的角度來看,雖然地方政府並無執行貨幣供給的政策工具,然而財政預算卻是地方施政計畫的具體表現,也是縣市首長重要的職權之一。故本文針對解嚴後台灣省二十一縣市相關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來驗證地方政府支出預算是否存在政治景氣循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