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之間存在著緊張衝突的關係,而此問題對於台灣的檢察體系更是嚴重。最近法務部對於檢察長的調動,引起九位由檢察官所選出的檢審委員的質疑與抵制,就是一例。為了瞭解此問題之根源,本文將先探討法院人審會運作之情形以及改革派法官如何應用人審會作為改革的著力點;其次、改革派檢察官參選檢審委員的運動策略多少受到改革派法官的影響;第三、由於台灣民主政治品質的低落,使得這些改革派法官與檢察官,只尋求法官和檢察官內部的民主動員,幾乎缺乏民主可問責性,因此變成司法體系的內部民主與外部的獨立;第四、本文結論將指出,其他國家judicial council(「司法人事委員會」)組成方式(部分委員政治任命、部分委員由司法體制內部的檢察官和法官選出),是台灣尋求檢察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平衡,一個值得借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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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體制中,政治機構能否得到「公共支持」(public support)是獲致「制度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的重要基礎,而司法體系也不例外。本研究以「公共支持」觀點切入,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比較評價。作者擷取「2002年至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資料,瞭解民眾對於法院和各類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並且將司法評價區分為「法院信任」、「公正調查」、「公平審判」、「司法獨立」等四個面向,前三個面向使用「勝算對數模型」(logit models)、第四個面向採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檢證。分析結果顯示,相對於其他政治機構,民眾對於法院的信任程度甚高,將近七成民眾抱持肯定的態度。此外,相對而言,年齡、教育程度、政治知識、...
本文使用司法起訴與判決的資料,觀察縣議員涉入司法案件的情形。研究發現,地方金權政治的問題仍然嚴重,以第十四到第十六屆縣議員為觀察,任期內或上任前曾遭到起訴的議員比例約有一成五左右,曾有被判刑的比例約百分之八。若將賄選罪中政治人物的樁腳遭起訴或判刑也計入,則有起訴背景的比例接近三成,有判刑背景的部分也接近兩成。在涉案議員的黨籍與地區方面,國民黨以及無黨籍議員涉案的比例最高,但民進黨議員也有增加的趨勢。而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問題較為不嚴重。另一方面,從第十四到第十六屆縣議員整體來看,從涉案的背景來看,涉案議員人次並沒有隨著掃除黑金方案減少的趨勢,但是就案件發生的時間而言,涉案的比例已經逐屆降低。在案件的類型方面,縣議員涉入的司法案件主要以賄選罪為主,且在本文觀察的時間範圍內,涉及賄選罪以外案件的數目有下降的趨勢,但是涉入賄選罪的情形依然嚴重。
檢察系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取得免於政治干預的獨立運作空間?近年司法改革的討論很多,但甚少把這個部門的改革放在政治體制變遷的架構之下看待。放眼國際,雖然司法體系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全球化與專業化等趨勢,但影響新興民主國家司法治能的因素,主要還是來自於政治對於司法的不當干預。甫進入民主體制的執政者,多不會願意自動放棄這個低調但極具威力的工具,以免在日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喪失既有的優勢地位,誠為司法獨立的最大阻力。本研究以台灣檢察體系爭取獨立的歷史,檢視司法改革遲滯的因素,並討論其由下而上改革路徑成功的因素。本研究顯示,體制內成員抗拒被操控的自覺,及其揭弊或抗爭行動,固為改革的原動力,且可能引發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但重要的結構因素,如司法次體系間的改革競爭與政黨輪替等因素,則為改革躍進的推力。
自從二十世紀晚期許多政權相繼民主化之後,如何處理前朝政府系統性虐待人權等罪行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一直是這些國家的嚴峻挑戰,而「轉型正義」一詞乃泛指這些新興民主國家面對該挑戰時所採取的各種措施。今日,有關轉型正義的文獻已汗牛充棟,然而,絕大多數的學者卻都採取經驗實証路徑來進行研究,規避該議題的規範性層面,所以至今仍然缺乏一個宏觀的連貫論述,告訴我們轉型正義所欲矯正的歷史不義究竟錯在哪裡,同時指出我們今日應該如何妥善處理這種歷史遺緒。
本文試圖從以賽亞‧柏林的價值多元論推導出一個轉型正義的規範性理論雛型。該理論建立在柏林所倡導的悲劇性政治觀點之上,一方面將轉型正義所涉及的歷史不義理解為悲劇性的價值衝突,另一方面指出今日的挑戰也是一種價值衝突,必須同時正視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的真實經驗,才能避免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本文也希望藉由此一理論雛型,嘗試證明政治哲學對公共事務的可能貢獻...
台灣從八零年代中開始進行一場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大轉型,但是這兩者的連結,尤其是經濟自由化的政治後果,尚未被有系統的檢視。本文的主要論證是,經濟自由化並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而是高度充滿政治性的。在台灣的威權時代,國民黨透過黨國資本主義掌握了高度經濟資源,做為威權統治之物質基礎。當執政黨在九零年代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時,其政治邏輯基本上是一種政商聯盟再建構的策略性思考,其具有兩個特色:一方面是具有政治實力的新舊財團成為經濟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這些主要受益者會以政治支持來交換經濟利益,因而形成一種新政商聯盟;另一方面,與其他轉型國家不同的是,執政黨的黨營事業在經濟自由化中成為更大的贏家,威權時期的黨國資本主義因而在這個過程中轉型重生,並讓執政黨仍然能在新政商聯盟佔有上風。
為什麼貪腐在亞洲某些社會中橫行,卻在另一些社會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本文提出了一個研究政治貪腐的制度主義觀點,我們收集了亞洲十一國的縱列數據(Panel data)與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並且引進Systematic GMM模型,希望對導致政治貪腐的因素提出亞洲的經驗證據。統計結果顯示,亞洲各國的經驗與全球的比較研究之間並沒有衝突,首先,我們發現威權主義與貧富差距將導致亞洲各國的政治貪腐程度顯著惡化。其次,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似乎更容易因不平等而導致政治貪腐。最後,我們發現以亞洲各國大專以上教育入學率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似乎有助於提升公民社會對抗國家貪腐的能力。
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在晚近的科技與環境爭論中逐漸受到重視。本文旨在介紹科技公民身份的理論並探討台北縣新店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與灰渣掩埋場設置爭議個案,藉以對照呈現我國具科技爭議的環境決策運作問題。個案凸顯現有專家政治與科學理性的霸權,以及公民身份的實踐受到壓抑的問題;環境影響評估與決策過程缺乏對總污染量的全面考量以及對在地知識與經驗的肯認(recognition);地方行動者挑戰了既有權力結構與決策的正當性,並捍衛科技公民的權利與其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本文主張授能(empower)公民檢視和質疑技術官僚與專家所主導的決策過程與框架,公民在地知識和經驗受到肯認,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真實的對話機制,將有助於改善風險治理並促進公民身份的實踐。
在調查研究中常會面臨項目無反應的問題,亦即某些受訪者雖然接受了訪問,但卻在部份問題上沒有提供研究者有效的分析答案,而回答不知道、無意見、很難說或甚至拒答。然而,僅以有反應的樣本來推估母體參數,可能會造成母體參數估計的偏誤。本研究藉助選樣偏誤模型,試著解答究竟無反應問題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會造成估計的偏誤,以及如何校正估計的偏誤。本研究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2004年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為分析的基礎,以投票對象、政治功效意識與統獨立場三個研究主題說明無反應的問題與選樣偏誤模型的應用。研究發現顯示:在投票對象的模型中,由於泛藍認同者有較多偏向無反應,且政黨認同又決定性地影響投票對象,因此,無反應問題導致的估計偏誤相當嚴重。同時,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模型中,泛綠認同者有較多偏向無反應,且他們又傾向有比較高的政治功效意識,因此無反應問題也會造成估計值的偏誤。但是在統獨立場的模型中,...
如何解釋選民在地方選舉的投票行為?不同層級的地方選舉之間是否有聯合競選?這兩個問題在過去由不同的分析途徑所處理,前者是應用調查資料而進行的選舉行為研究,後者則是根據訪問、觀察、歷史分析等質化方法。此次三合一選舉中的課題之一是選民行為是否因為同時舉行三種層級的選舉而受到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結合問卷調查資料以及地方派系人士的田野訪談,一方面分析濁水縣選民的投票行為,另一方面釐清地方派系的動員方式。根據TEDS 2005M資料,我們發現選民的縣長投票選擇受到政黨認同及縣議員投票選擇的影響;而根據田野訪談,得知縣長、鄉鎮長、縣議員之間的合作程度並不明顯,間接否定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相互影響的假設。之所以選定濁水縣是因為兩個政黨的競爭程度相當接近,而且田野資料豐富。本文同時呈現量化與質化研究的視野,開拓地方選舉研究此一重要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