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系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取得免於政治干預的獨立運作空間?近年司法改革的討論很多,但甚少把這個部門的改革放在政治體制變遷的架構之下看待。放眼國際,雖然司法體系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全球化與專業化等趨勢,但影響新興民主國家司法治能的因素,主要還是來自於政治對於司法的不當干預。甫進入民主體制的執政者,多不會願意自動放棄這個低調但極具威力的工具,以免在日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喪失既有的優勢地位,誠為司法獨立的最大阻力。本研究以台灣檢察體系爭取獨立的歷史,檢視司法改革遲滯的因素,並討論其由下而上改革路徑成功的因素。本研究顯示,體制內成員抗拒被操控的自覺,及其揭弊或抗爭行動,固為改革的原動力,且可能引發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但重要的結構因素,如司法次體系間的改革競爭與政黨輪替等因素,則為改革躍進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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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二十世紀晚期許多政權相繼民主化之後,如何處理前朝政府系統性虐待人權等罪行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一直是這些國家的嚴峻挑戰,而「轉型正義」一詞乃泛指這些新興民主國家面對該挑戰時所採取的各種措施。今日,有關轉型正義的文獻已汗牛充棟,然而,絕大多數的學者卻都採取經驗實証路徑來進行研究,規避該議題的規範性層面,所以至今仍然缺乏一個宏觀的連貫論述,告訴我們轉型正義所欲矯正的歷史不義究竟錯在哪裡,同時指出我們今日應該如何妥善處理這種歷史遺緒。
本文試圖從以賽亞‧柏林的價值多元論推導出一個轉型正義的規範性理論雛型。該理論建立在柏林所倡導的悲劇性政治觀點之上,一方面將轉型正義所涉及的歷史不義理解為悲劇性的價值衝突,另一方面指出今日的挑戰也是一種價值衝突,必須同時正視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的真實經驗,才能避免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本文也希望藉由此一理論雛型,嘗試證明政治哲學對公共事務的可能貢獻...
台灣從八零年代中開始進行一場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大轉型,但是這兩者的連結,尤其是經濟自由化的政治後果,尚未被有系統的檢視。本文的主要論證是,經濟自由化並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而是高度充滿政治性的。在台灣的威權時代,國民黨透過黨國資本主義掌握了高度經濟資源,做為威權統治之物質基礎。當執政黨在九零年代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時,其政治邏輯基本上是一種政商聯盟再建構的策略性思考,其具有兩個特色:一方面是具有政治實力的新舊財團成為經濟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這些主要受益者會以政治支持來交換經濟利益,因而形成一種新政商聯盟;另一方面,與其他轉型國家不同的是,執政黨的黨營事業在經濟自由化中成為更大的贏家,威權時期的黨國資本主義因而在這個過程中轉型重生,並讓執政黨仍然能在新政商聯盟佔有上風。
為什麼貪腐在亞洲某些社會中橫行,卻在另一些社會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本文提出了一個研究政治貪腐的制度主義觀點,我們收集了亞洲十一國的縱列數據(Panel data)與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並且引進Systematic GMM模型,希望對導致政治貪腐的因素提出亞洲的經驗證據。統計結果顯示,亞洲各國的經驗與全球的比較研究之間並沒有衝突,首先,我們發現威權主義與貧富差距將導致亞洲各國的政治貪腐程度顯著惡化。其次,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似乎更容易因不平等而導致政治貪腐。最後,我們發現以亞洲各國大專以上教育入學率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似乎有助於提升公民社會對抗國家貪腐的能力。
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在晚近的科技與環境爭論中逐漸受到重視。本文旨在介紹科技公民身份的理論並探討台北縣新店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與灰渣掩埋場設置爭議個案,藉以對照呈現我國具科技爭議的環境決策運作問題。個案凸顯現有專家政治與科學理性的霸權,以及公民身份的實踐受到壓抑的問題;環境影響評估與決策過程缺乏對總污染量的全面考量以及對在地知識與經驗的肯認(recognition);地方行動者挑戰了既有權力結構與決策的正當性,並捍衛科技公民的權利與其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本文主張授能(empower)公民檢視和質疑技術官僚與專家所主導的決策過程與框架,公民在地知識和經驗受到肯認,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真實的對話機制,將有助於改善風險治理並促進公民身份的實踐。
在調查研究中常會面臨項目無反應的問題,亦即某些受訪者雖然接受了訪問,但卻在部份問題上沒有提供研究者有效的分析答案,而回答不知道、無意見、很難說或甚至拒答。然而,僅以有反應的樣本來推估母體參數,可能會造成母體參數估計的偏誤。本研究藉助選樣偏誤模型,試著解答究竟無反應問題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會造成估計的偏誤,以及如何校正估計的偏誤。本研究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2004年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為分析的基礎,以投票對象、政治功效意識與統獨立場三個研究主題說明無反應的問題與選樣偏誤模型的應用。研究發現顯示:在投票對象的模型中,由於泛藍認同者有較多偏向無反應,且政黨認同又決定性地影響投票對象,因此,無反應問題導致的估計偏誤相當嚴重。同時,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模型中,泛綠認同者有較多偏向無反應,且他們又傾向有比較高的政治功效意識,因此無反應問題也會造成估計值的偏誤。但是在統獨立場的模型中,...
如何解釋選民在地方選舉的投票行為?不同層級的地方選舉之間是否有聯合競選?這兩個問題在過去由不同的分析途徑所處理,前者是應用調查資料而進行的選舉行為研究,後者則是根據訪問、觀察、歷史分析等質化方法。此次三合一選舉中的課題之一是選民行為是否因為同時舉行三種層級的選舉而受到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結合問卷調查資料以及地方派系人士的田野訪談,一方面分析濁水縣選民的投票行為,另一方面釐清地方派系的動員方式。根據TEDS 2005M資料,我們發現選民的縣長投票選擇受到政黨認同及縣議員投票選擇的影響;而根據田野訪談,得知縣長、鄉鎮長、縣議員之間的合作程度並不明顯,間接否定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相互影響的假設。之所以選定濁水縣是因為兩個政黨的競爭程度相當接近,而且田野資料豐富。本文同時呈現量化與質化研究的視野,開拓地方選舉研究此一重要領域。
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贏得勝選,取得中央政府執政權,我國中央層級政權首次進行政黨輪替,並產生「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體制型態。關於分立政府是否有礙於國家總體經濟表現,迄今仍是學界爭議的焦點。本研究以我國中央政府為分析對象,比較1992年至2000年國民黨執政的 「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時期,與2000年至2006年民進黨掌握行政權的分立政府時期,整體經濟表現是否具有顯著差異。變數檢定與實證結果顯示,政府體制、實質政府支出,以及銀行利率等變數,對於國民生產毛額的變動具有顯著影響。就政府體制的影響來說,本文推論,在一致政府時期,政府整體施政較為順暢,因此促使國家經濟表現較佳;反之,在分立政府時期,由於府會僵局和政策滯塞,造成政府整體施政困境,使得經濟表現將受到負面影響。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實證分析要點,...
組織研究之中,論及組織-環境關係者頗眾,但政治、社會領域所特別關注的自發協會,相關研究卻十分有限,中文論著尤其罕見。有鑒於此,作者乃以中國大陸的台商協會為案例,通過組織經濟學角度,結合社會資本、政治資本、專享福利等組織分析框架,說明自發協會所運作的制度環境,將如何影響其組織效能。具體而言,根據作者調查發現,處於中國大陸的制度環境中,上有強勢的國家機器,下有有力的社會網絡,協會規則又無法提供會員「專享福利」,台商協會的組織效能因而深受侷限。此項研究的經驗資料,來自兩位作者於2004到2007連續四年,在對岸四個城市台商社群的田野調查所得。
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多數以「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等面向作為衡量指標,以高高屏地區常見的「登革熱傳染病」為例,傳染流行涉及「環境」(孳生源與傳染源)、「社會」(社區動員與境外移入)、「經濟」(產業升級與特色產業)與「制度」(風險認知、聯合防治機制)等多元因素,本研究從判斷分析觀點,採用「社會判斷途徑」為研究方法,以「環境、社會、經濟、制度」等作為「傳染病防治多元整合」的決策參考變數,探討高高屏地區民眾與政府防治人員的「環境正義」認知對推動地區永續發展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多數認為「環境」面因素是第一優先指標,其次為「制度」與「社會」面因素,「經濟」面因素則為最不注重的決策指標。據此建構「高高屏地區民眾的環境正義認知模式」,作為制定適合高高屏地方生態環境的行動策略,以有效推動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