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探討一國外交政策發展，論者以為影響外交政策走向多因內部或外部因素所致，前者以為外交政策受國家內部政治發展影響甚鉅，外交政策變化和國內政權轉換過程有極大關連，多數外交決策分析研究途徑著重於此。相對於內部因素，其他研究指出外部強權才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國際權力體系格局才是主宰國家行為的關鍵所在。內部或外部因素影響這一群國家外交政策發展各有支持論調，作者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一些觀察。

本文選擇烏克蘭與吉爾吉斯作為觀察外交政策走向，並以此研究內外因素主導如何影響這兩國政策路線發展，選擇這兩國主要因素是烏、吉兩國近期內部有極大的政權震盪現象，如果我們能觀察到這些國家內部發生極大變動之際又能找出其與外交政策變動關聯，那麼就能確認內部因素的重要性。反之，即便內部因素產生激烈震盪但外交政策卻無甚改變，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其他因素影響外交政策走向的可能。...

如同今日的台灣，威瑪共和也曾採行公民投票的制度並且以憲法明文規定之。按照立憲者的原意，之所以要將直接民主的要素帶入威瑪憲法，其理由主要在於他們──一如臺灣的立憲者──對於議會的不信任，因此將直接民主要素視為用以補充代議機關之不足，甚或是視為制衡議會的機制之一。德國法學者 Carl Schmitt（施密特）不僅曾經深入地分析議會制的正當性，也同樣對威瑪憲法當中的直接民主要素做出了批評：直接民主形成了對於議會制度的挑戰，並間接造成威瑪共和的瓦解。在理論層次來看，施米特對於代議民主與直接民主的觀察雖然在戰後德國被繼受，但他的影響卻常常被低估。因此，本文將對威瑪的直接民主制度進行概略性的剖析。接著則再回到理論面，透過 Carl Schmitt 的書寫來探討代議民主與直接民主的競爭關係，最後則透過其觀點來反思直接民主的侷限與缺失。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saster response systems have the foundations needed to self-organize and overcome the uncertainties present in post-disaster environments. Drawing upon contributions from the resilience, network governance,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isaster response system that operated...

當代民主國家在政治決策過程中，是否兼顧兩性代表平衡，是其政權合法性很重要的來源，並且也是外界評判是否為「良善治理」的一項重要標準。有鑑於女性過往在社會經濟乃至於政治層面的相對弱勢地位，許多國家也嘗試以不同的制度設計，保障女性在國會中的代表席次。在兩性平等的世界風潮下，印尼自 1998 年以降，在國會選舉法與政黨法歷經數次沿革，試圖提升該國女性國會與各級議會議員的比例。本文試圖從 1998 年至 2019 年的五屆大選結果，觀察印尼女性政治參與在國會選舉層面上的進展，並初步探討影響該國女性代表比例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不同於傳統認為開放性名單比例代表制會造成黨內競爭與不利弱勢女性候選人的理論，印尼在小選區規模與多黨均勢競爭的情況下，採取開放性名單模式，反而使得未列於名單前段的女性候選人，仍能有機會當選。